问题继续
“赤”、“红”之争并非辛亥年的孤立现象，战乱之中，红十字大旗如同护身符一般，到处飘扬、随意飘扬：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等，以及与时俱进换上了红十字大旗的各种传统慈善团体，与各地层出不穷的都督们一般，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
这具鲜红的十字架，突然成为新时代的人气产品，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已经多少掌握了国际惯例的各派枪杆子，都给予佩戴红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至特权，扛着红十字大旗，不仅能更为安全地在战区通行，避免受到双方士兵的骚扰和侵袭，甚至还能在交通、税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处。兵荒马乱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吸引人的呢？
几年后（1918年），在美国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中，发现红十字的滥用遍及中国：如在成都，一有风吹草动，整条街道都会挂满红十字会旗帜；而在万县，商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悬挂红十字会旗，并出售会旗与其他红会标识，赚取大量钱财；甚至有军队以红十字会作掩护进行战斗突袭。
一时之间，加入红十字会成为最为时髦及划算的投资。沈敦和的“红十字会”对上海之外的民众放开申请后，表格及会费蜂拥而来，红十字会一时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关注的对象，也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斗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内甚至发生了红十字会会员住宅遭到炸弹袭击的事件。对于红十字会的大力发展会员，有读者甚至投书《申报》，呼吁沈敦和 “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
至于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搜刮钱财，更是防不胜防。红十字会多次登报澄清，自己“并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户募捐，亦无分赴内地及围场、车站逢人敛款情事” ，敬告人们不要上当，同时要求会员“格遵会章，束身自爱，严守中立……幸勿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人会诸君所得佩章、凭照，幸勿顶替借用。”
至于交战双方的特工人员，甚至军人，将红十字作为掩护，也成为刺探军情、发动偷袭的好办法。
这些都令这具来自西方的红色十字架，面临着中国特色的艰巨考验。
混乱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关注。张竹君率先退出了这场游戏，1912年4月27日，她在上海集会，宣布“中国赤十字会”完成了使命，主动退出。
半年后（10月30日），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红会组织统一大会在上海汇中旅馆开幕，整顿中国地面上凌乱树立的红色十字架。副总统黎元洪、外交、内务、海军、陆军四部，奉天都督赵尔巽、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会，均派代表到会。
沈敦和在大会上说，国内红会名目繁多、参差不齐的状况与国际通例不符，“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苟不谋统一，必至各自为政，办法分歧，既无团结之精神，即无巩固之基础，对内对外，能力薄弱”。
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红十字会在组织形式上很快地统一起来，但是，其内部粗陋的管理、不息的内讧，却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为了领导班子的改选，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出现了暴力威胁的恶性事件，官方与媒体的调查都显示居然有黑道插手其中。
一个有着极大利益、而无严密制约的机构，即便它高高举着十字架，试图建立自己的高尚，也依然难免沦为利益角逐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