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一则海外资料

2016-06-23 09:18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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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最早的党校,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北方区委于1925年10月秘密筹建,校长为罗亦农。据谢武军先生考证,北方区委党校很可能就是中共中央所要创办的“最高党校”【1】,可谓影响、作用非比寻常。然而,由于当时情势的特殊和年代的久远,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创办过程及细节,仅有少数几位当事人的粗略回忆可资参考,而且有些地方还较为殊异,令人莫衷一是。

近日,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有关档案时,发现日本大正十五年(1926年)10月16日朝鲜总督府警务局报送给日本当局的一份材料《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及北方区各机关》【2】(以下简称日方资料,除特殊注明外,均引自此材料)。其中,就有一段名为“训练班”,实则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记载。

关于材料内容的基本判断

日方材料内页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及北京区各机关》,下括10项内容,分别是:一、中华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作者注)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华C.P.党所附部少青团C.Y.团(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者注);三、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四、北京地方委员会;五、临时设施总指挥部;六、特别支部;七、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附属各支部书记及党员;八、训练班;九、共产主义青年团创设的各种团体;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每月所领经费(工资)。

从这些内容可以做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一)该情报机构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国共合作时期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机构和人员有了一定程度地掌握和了解,不仅领导人姓名、籍贯、职务、年龄都掌握,连领导人的工资都了解,北京地方委员会各支部书记、党员都详细记录在册;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党团关系认识还属于雾里看花,易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多数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记载,通过其领导人姓名的罗列,可以基本判断其就是党的机关,如第九项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创设的各种团体”,列有中国救难会、国民会议促进会、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显然为党的外围组织。

(二)“训练班”与其他各项并列,可见情报机构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被某种程度地强化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进而将其列为中国共产党和北方党的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三)依据“训练班”项所记载的地点、目的、举办时间、课程讲授内容及教师姓名,可以明确判断这就是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后面予以详细辨析。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有关详情的判断

(一)校址 日方材料明确记载“训练班”地址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68号”,但随后也说明“为了避开官府的注意,训练教育场所经常变换,时间有时夜间,有时白天,一般在2、3个小时左右,一周三次。当时地点经常变更,主要是躲开官府的注目。”这对于目前关于北方区委党校地点在蒋养房胡同【3】、石老娘胡同、北大三院三种说法【4】的形成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似可认为党校设在蒋养房胡同,但上课地点时常变更,石老娘胡同、北大三院均可能有之。

(二)举办时间 关于举办原因及时间,当时的社会形势的确如日方资料所述,“当时恰是国民军全盛时代,共产党的活动也相当地活跃”。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后,决定单独建立中共北京地委。新组建的中共北京地委在改组后的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下,与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相呼应,在北京掀起了规模空前的首都革命,这是党在城市领导的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1926年3月,又组织发动了三一八运动。这一系列革命运动,表明共产党在北京城内相当活跃,国民军亦正处于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举办党校符合革命的需要,也具备现实的条件。

日方材料进一步记载培训班第一期是在1925年12月5日开始,每期3个月,到1926年4月,共举办4期,结业14个班。对此,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秘书彭健华、团北方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尹才一回忆是1925年冬开办的,第一期完成3个月的教学计划结业后,因北京环境的恶化而停办,仅举办一期【5】。而谢武军先生则考证认为:“党校办校时间是1925年10月初至12月20日左右。”【6】关于开办时间、每期的培训周期是一致的,但是,出入较大的就是日方资料中的“4期”说。

关于停办的原因及时间,日方材料记载:“像如此的训练班办到本年(1926年——作者注)4月第四期,国民军从北京撤离后,同时训练班的教育也随即中止。”《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认为:“由于北京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党校没有按原计划长期办下去”。【7】这个政治原因就是“三一八”惨案以后,1926年4月,“奉直联军已占领津、京,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守南口、张家口一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被反动政府下令通缉。”“北京处在更加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中。”【8】这说明日方资料所述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可靠性。

(三)培训学员来源及数量 材料记载训练班是针对“新入团者”,可见其来源是青年团员。而据当时亲历者、时任共青团北方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尹才一回忆,“党北方区委开办了党校,在北方招收学员,北京有许多团员和团的干部参加了学习”,“党校为北方培养了大批党、团干部”。【9】彭健华回忆:“当时北方区委又依据各地委工作的需要,确定了各地选派学员的人数,规定了选派学员的条件:较有工作能力,学习心切,有培养前途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10】可见,北方区委党校是面向北方党团组织,培养党团工作骨干的地方。

至于学员人数,亲历者都没有详细的回忆可以参考,只有彭健华指出当时的校址“估计可以容纳60名学员住宿”。《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认为:“第一期学员近百人,来自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党团骨干。”【11】《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学员来自北方各地,共60余人,学习时间近3个月。”【12】日方材料则令人惊讶地把4期训练班学员的人数及女学员的人数都罗列了出来:“第一期67人(其中女9人),第二期36人(其中女9人),第三期27人(其中女7人),第四期29人(其中女2人)”,共计159人(其中女27人)。数据是否可靠,目前尚无从考据,但是关于第1期学员的人数似可信。除了正式学员外,还有些拿着介绍信去旁听的学员。【13】

(四)课程内容 日方资料记载1926年1月5日的第二班课程内容及授课人主要有:李大钊讲授《中国问题》;赵世炎讲授《社会主义史》,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内容;刘伯庄讲授《社会进化史》,包括《原始共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内容;陈乔年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状况》;李渤海讲授《职工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卓恺泽讲授《C.P.和C.Y.的理论和历史》、《如何能成为七好党员和团员》。此外,还有人专门教授《国际歌》。据彭健华回忆:“讲课的同志除了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以外,团的北方区委书记肖子璋、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都曾作过专题报告”,还简要列举了一些课程的内容,如罗亦农讲授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革命史,赵世炎讲授列宁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陈乔年讲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肖子璋讲授关于共青团的任务和学生运动,刘伯庄讲授关于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14】可见,日方资料缺少一位关键讲课人、北方区委党校负责人罗亦农,其他人的课程内容也有一定的出入,待进一步考证。

关于上课时间,日方材料记载:“有时夜间,有时白天,一般在2、3个小时左右,一周三次。”而彭健华回忆是“上午和下午上课或听报告,空余时间和夜晚自修,整理笔记。”【15】尹才一则是“每天晚上去听课”【16】。所以,具体上课时间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中似乎还是灵活机动的。这也可看出彭、尹二人参加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班。

综上所述,此则日方材料所述的“训练班”可基本判定为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日方材料虽然对于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负责人罗亦农只字未提,对举办时间、课程内容、学员来源及人数都与有关国内材料有所不同,甚至对举办机关都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但是,作为一份外国情报机关搜集的信息汇总材料,对于我们从旁证的角度回首“眺望”这段鲜有资料留存的历史,加深对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的认知,可以说不无裨益。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历史资料被挖掘,更多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被廓清、被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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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武军:《罗亦农对中共党校事业的开拓性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2】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及北方区各机关》,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支那ニ於ケル政党及結社ノ状況調査一件》第七巻。

【3】王斐然回忆,谢荫明整理:《对彭健华同志回忆的几点补充》,《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4期。

【4】陆兵:《寻找北方区委党校》,《北京党史》2000年第3期。

【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243页。

【6】谢武军:《罗亦农对中共党校事业的开拓性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7】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1卷,第166、178页。

【9】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第243页。

【10】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第200页。

【11】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1卷,第113页。

【12】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19—1949),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4页。

【1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第229页。

【1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第200—201页。

【1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第201页。

【16】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第243页。

(周进 丁伟)

该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 第06期

(文章来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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