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就“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三年执行案款达4.4万亿元
在介绍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时，刘贵祥介绍，我们大力推进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破解执行中的“四大难题”。
他说，首先是破解查人找物难，建立覆盖全国、覆盖基本财产形式、四级法院干警都能统一适用的网络化财产查控系统。二是破解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的难题，构建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出台失信名单制度，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人人喊打”的局面。三是破解管理难题，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全国四级法院统一执行办案平台和流程节点管理平台。四是破解财产变现难题，推出网络化拍卖和网络化评估系统，使拍卖成交率、溢价率大幅度提高。
刘贵祥列举了实施效果的漂亮数据：法定期限内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实际执结率90.4%。三年来，真金白银装到当事人口袋里的执行案款达4.4万亿元，同比增加71.2%。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中有一项指标叫做“合同执行指标”，中国在评估中位列全球第六。
力争年底提交《强制执行法》
有记者问，如何进一步推进解决执行难问题？刘贵祥坦言，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有些地区、有些方面执行难依然存在。
他说，各级法院对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是心中有数的。一方面，从信息化建设上来说，查控系统虽然力求“一网打尽”，但实践中存在“鱼不在水里”，即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现象。另一方面，联合信用惩戒机制中，有些限制措施还不能做到像限制坐飞机、坐高铁这样自动识别、自动拦截、自动惩戒。
刘贵祥介绍，我们已经制定了下一步推进解决执行难的五年工作纲要，从执行体制改革、执行模式改革到信息化升级换代等方面作了全面部署。目前，《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计划，最高法院正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紧锣密鼓地起草《强制执行法》，争取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同时，我们也在完善和强制执行密切相关的企业破产制度，探索制定个人破产制度等。
绝大多数犯罪分子贪污所得被全部追缴
有记者就反腐败中的涉案财产处理问题提问。刘贵祥表示，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中重要内容是对贪污贿赂犯罪增加了“罚金刑”。其中明确规定，对于没有追缴到案的犯罪分子非法所得，要一追到底，不设时限，随时发现随时追缴。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共依法审结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117件，117人。其中29人被判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其余88人被判处罚金、没收部分个人财产。财产刑全部执行到位，绝大多数犯罪分子的贪污所得被全部追缴。
正常义务教育不在限制之列
有媒体就“失信被执行人的孩子不能上学”这一说法向刘贵祥求证。他回应，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的信用惩戒措施中，上高收费的贵族学校是在限制之列的。
刘贵祥解释，所谓高收费的贵族学校有两个要点，一是收费比一般正常学校要高，二是由被执行人来支付这笔费用。“我们不能把正常的义务教育和高学历教育都放到限制之列。”
刘贵祥说，一些境外媒体说这是“搞株连”，中国的司法是非常文明的，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是非常文明的，当然不能“搞株连”，一定要把握好政策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