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挂号难”
2016年初，一段“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女孩指责医院保安对号贩子不管不顾，导致自己和他人排不上号。同年，北京市推出一系列挂号新政，如市属医院实施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取消医生手工加号、建立知名专家团队出诊等。新政实施一年来，挂号难的问题又如何了呢？
北青报：2016年北京市属医院非急诊全面预约，效果如何？
方来英：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开展预约诊疗的三级医院85家，二级医院75家。有65家三级医院开展了网络、电话、窗口等方式的预约诊疗工作。从22家市属医院看，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门诊都是通过预约完成的。
北青报：预约就诊后，号贩子转战网络倒号怎么办？
方来英：预约就诊的目的是让患者得到更加便捷的服务，这是个持续改善的过程。但德高一尺，魔高一丈，任何领域都会有些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还有网上预约挂号刷号的。这个途径有了问题，咱们再做新的服务方式。号贩子最终能被打击掉，要靠分级诊疗。你要找哪位专家看病，挂不上号没关系，咱们可以转诊，就能看上了。
北青报：但有些号并不好约，预约也不能保证都挂上号。
方来英：大部分专科，以及所有普通号，预约挂号基本就能满足需求。挂不上号的，是少部分专业号或专家号。这部分就需要我们推动分级诊疗，依靠不同层级的转诊去解决。
北青报：看知名专家要层层转诊，是不是看病更难了？
方来英：知名专家是稀缺资源，过去的分配方式靠的是耗时排队，靠挂号费区分，专家转诊靠的是病情，这些都会起到资源分配的作用。这种服务模式减少了优质专家资源的浪费，提高了他们的服务效率，也方便了患者。
谈“看病贵”
一说起去医院，很多人会把看病难、看病贵挂在嘴边，挂号、就诊、拿药，去一次医院不花几百块钱都“不好意思”离开。但医护人员却常在抱怨，自己的工资只在平均水平上下维持。“看病贵”和“待遇低”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矛盾？
北青报：有声音认为，为什么老百姓看病这么贵，医护人员待遇却那么低？
方来英：“看病贵”和“待遇低”是两个问题，不能把医生薪酬的变化和看病费用结合在一起，不是说大夫要赚得多，看病就得贵。
现在看病，我们不好简单说贵还是便宜，这不仅仅要看个人支出，也要看社会整体医疗支出。近年反映看病贵的人少了，为什么？其实我们医疗各项服务的价格没变，是社会保障水平发展了，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有新农合、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疗保险，还有大病救助，特困人群民政部门也有专门救助。
北青报：医生待遇也确实需要提高了。
方来英：对，特别是我们的基层医务人员，待遇确实低。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希望随着改革的深入，医务人员的薪酬体系能够更加合理。当然，高不高也不能看个例，要在整个医疗系统层面对比，最终目的是要让这个职业有吸引力，能吸引更好的人才加入。
北青报：有传言说今年北京市各大医院的挂号费要全面上涨，是真的吗？
方来英：挂号费？不会涨。
谈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闹事件频发，将医患关系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全国医疗纠纷比2015年下降6.7%；涉医违法案件比2015年下降14.1%。医患关系的矛盾是否有所缓解？
北青报：医患关系存在怎样的矛盾？
方来英：我觉得医患关系挺好的。北京每年约有2.3亿人次的医疗服务总量，有个别冲突现象很正常。我们要谴责，要立规矩，但是不能一叶障目。整体环境还是好的，我们的患者对医生还是非常感激、理解的，医生对患者也是非常尊重的。我记得，妇产医院有一位老奶奶，带着一麻袋家里的白薯来找大夫，说“我就想看看你，你忙，我就拿一个马扎坐旁边看你看病”。也有的病人没能下来手术台，家属是怎么做的？他们给大夫送锦旗、写感谢信，说谢谢你给了我们一次希望。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
北青报：在北京市卫计委今年的预算中，有100多万元将用于“和谐医患关系”，具体要怎么做？
方来英：这些经费将用于北京市医疗秩序在法律法规体系保障方面要进行的调研工作。
谈分级诊疗
让不同程度的疾病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中完成“分级诊疗”是医改的重要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让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北京市去年有超过2亿的就诊人次，分级诊疗的进展如何？
北青报：您刚才总是提到转诊，北京现在分级诊疗的工作如何？
方来英：北京的分级诊疗这几年发展还是很快的，我们制定了分级诊疗的三年行动计划，现在北京基层社区的医疗机构已经承担40%常住人口的就诊量，两年多前，这个数字还是30%。
北青报：三年行动计划都包括哪些部分？
方来英：我们的行动计划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水平和待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增加20%。我们在农村招聘了100多名村医，开设定向培养的大专班，为基层、为农村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我们也提高了村医补助，使他们能安心在农村做下去。第二部分是建设了53个医联体，实现转诊服务，在社区有家庭医生对健康状态进行照料，要找专科医生时也可进行安排。第三部分是我们已经提出政策设计，对于慢病所需药品，社区和大医院对齐，社区也可开出两个月的长处方。这是去年我们做的，今年会继续做。
北青报：家庭医生现在的签约率如何？
方来英：按照北京市目前的人口状态测算，我们需要5万多全科医生，缺口将近3万人。说实话，我现在不太看重签约率，我更关心谁需要家庭医生，怎么给他们提供服务。目前，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累计签约355万户、727万人，其中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儿童和孕产妇等居多。今年我们有一个突破点，是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孕产妇，包括一些有精神疾患的患者等五类人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希望这五类人的签约率能达到90%。
北青报：按照您的介绍，现在北京社区医院的服务增加、提高了很多，为什么大医院还在“扎堆”？
方来英：确实有人经常说，你看大医院的人还那么多，其实这是医疗服务总量的增长。去年，北京市医疗服务总量达到了2.3亿人次，跟前年比增长了6%。
北青报：儿科医院的“扎堆”现象也很严重，但社区医院还没有儿科的设置。
方来英：儿童是个大问题。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婴幼儿的数量也在增长。我们很快会有一个计划发布出来，专门针对社区医生有关儿童发育成长、儿科医学知识的培养计划。首先是要解决布局问题，在社区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里设置儿童专科和全科的架构，让发烧、腹泻、积食等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在社区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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