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思之源：人生序幕在文明对抗野蛮中拉开
凡事都有个根，这个根如果没有毛病，他的枝叶一定鲜艳茂盛，如果这个根有了毛病，它的枝叶便要枯萎坠落。
——张学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生存环境，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现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这为我们分析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观念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这段话告诉我们：考察一个人的思想，至少需要关注这样几个因素，一是这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二是他从事了哪些活动，三是他在从事这些活动中和哪些人有所交往，四是他在交往中和这些人有哪些思想观念上的交集。就考察张学良的思想形成而言，我们需要关注他所生活的环境，他所经历的事件，哪些事件、哪些人、哪些思想对他产生过影响。简单说，就是要考察他思想产生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之中，时空环境在给予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限制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些给予、限制和影响的时空环境就是人们的行为基础，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源泉。它包括大的时空环境，从时间上说，就是人们生活的时代，从空间上讲，就是人们所在的地域，当然也包括小的空间环境在内，如家族、家庭等。另外，还有一个在时空环境中行走的客观因素更是不可忽视的，即人们在大小时空环境中的生活经历。
一、童年的天空布满了黑色的云
时空环境不仅创造英雄，也为英雄的思想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研究张学良的国家观必须回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尤其是他思想形成时的年轻时代。那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研究张学良思想形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思想的重心和焦点。那么，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呢？
我们通常可以把那个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世界在19世纪60—70年代发展到了顶点，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1900年，垄断资本主义得到普遍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即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侵略战争。
由此可知，1901年不仅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说它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年份，是因为这一年是帝国主义时代特征表现十分明显的一年；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是因为这一年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是最为屈辱的一年。英、美、日、俄、德、意、法等国家通过战争的手段，于这一年联合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最屈辱的条约——《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北京到天津一线的防守工事，包括大沽炮台“一律削平”，首都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立由外国人管理的“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入内，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设立12处外国军队驻扎区。国家虽在，大量主权被剥夺；京城虽在，却被置于帝国主义的枪口之下；人民虽在，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随便迁移、居住。国家利益最核心的要素——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国民安康都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恰巧，张学良就出生在这一年，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和接下来发生在他身边的一系列事件在他青少年的心灵里碰撞出的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1901年，以《辛丑条约》为标志，中国被推向了半殖民地深渊的空前深处。而张学良的家乡——中国东北处于深渊的底部，成为离中国最近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焦点。
张学良4岁那年，日俄两国在他的家乡展开了一场狗咬狗的战争——日俄战争。辽阳、旅顺、奉天的老百姓被卷入战争。张学良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地方上都完了，地方官、治安都完了。”一位西方传教士也同情地写道：“不是自己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却因此受苦、甚至死亡。……粮食价格是平时的数倍，高粱秆是普通价格的6倍。”战争结束了，俄国人被打跑了，更加狂妄的日本留下来了。日本人“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人视为被征服民。”日本“抱着轻蔑的态度”，“看不起中国”。〔英〕杜格尔德·库里斯蒂：《奉天三十年》。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将战前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以长春为界分为两截，占据了长春至大连段铁路，即南满铁路，也从俄国人手中夺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
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战争和以战争相威胁。1914年，先是德俄宣战、德法宣战，继之，英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派兵占领了德国于1898年租借中国的胶州湾地区。次年，又以武力相威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张学良非常悲愤，他说：
那时我很悲观，思想消极，为什么悲观？我看东北在日本的势力下，也没有什么发展了，“二十一条”那一签，我们东北人差不多是半个亡国奴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朝鲜人第二了。那时候日本已经是个强国，我国没有什么力量去对抗。那心里非常难过，闷得上，觉得干什么都没啥前途。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颇受刺激，因是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
可以说，这是张学良国家观的萌芽。这一萌芽发端于对超越自身利害、荣辱、年龄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引发的忧患意识，促使他走上了探索国家前途的漫漫人生路，开始将国家的命运萦系于心，逐渐萌生出为挽救国家命运需要做点什么的决心和勇气。
二、稚嫩的心田流淌着古老的传统
人们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但任何人创造历史时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也不例外，它无法摆脱历史传统的影响。
任何思想都有它的来源，即使是创造出来的新思想，也有熏陶它的源头。一般来说，思想的源头都离不开历史传统。历史传统是复杂的，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精神总和。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承继这份精神总和或总和的某一部分中成长起来的，借此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并在认识和体验中形成自己的观念、表达自己的愿望。因而，被称为历史传统的精神总和对于民族成员来说，如同空气和粮食一样重要。纵或有些成员抱怨空气的质量不好、粮食的营养单一，也无法拒绝吸纳和吃食。
历史传统的熏陶与承继又不像吸纳空气和吃食粮食那样简单。因为历史传统的核心是文化承载着的思想，思想离不开承载它的载体，即离开文化人们无从寻觅和传承思想传统。就两者关系而言，思想是形而上的道，文化则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如何通过器触摸吸纳器中的道，人们发明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教育。教育有多种，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人们在三种教育方式中更偏重于学校教育的功效。无论是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还是没有受过正规学校训练的人，都是如此。往往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更青睐学校教育。张学良的父母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都希望他做一个文人。“我母亲绝对不让我做军人，想让我考文官呢。我母亲要在的话，奉天有个法政学校，她就让我进那学校啦。我们奉天高等的文人差不多都上那个学校。”
父亲张作霖出身草莽，无条件受正规学校教育，他对自己因而缺乏传统文化教养而引为终生遗憾，正因如此，他对子女管教甚严，不希望他的遗憾在他子女身上重演，他发狠心要把张学良培养成承继传统的文人。“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希望家里出一个文人。那个时候，他们拼命让我念书呀。”“我8岁开始入私塾，我的开蒙塾师姓杨，叫杨景镇。”“我11岁时母亲死后，我爸爸差不多就不管我什么事，我就跟着我这个老师，我老师对我很不错，他还想让我考状元呢。”“我跟我那老先生念了八年呀，最早念《三字经》，然后开始读《大学》、《中庸》，四书、五经读完之后就念唐诗。什么玩意都念，反正都得背。所以我唐诗背得比较熟。”后来，“我又跟了个先生，这位先生姓白，叫白永贞，后来做到奉天的代理省长。他是个举人，曾当过知府，他教了我差不多两年。”
为了把张学良培养成有文人素养的人，张作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先后选聘了六位东北名流鸿儒教他。杨景镇是辽南地区的儒学名流，白永贞是清末举人，当时是奉天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奉天省议会议长。除张学良提到的这两位之外，还有一位前清遗老、进士出身的金梁。金梁说，“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 （注：王益知：《张学良外纪》（手抄本）。）这位金先生娴熟经史，蔑视趋炎附势，他曾这样评价张学良：“偃武修文新一统，将军本色是书生”。（注：见《新民报》1929年1月27日。）张学良少年时期，从未间断过学习国学，且受教于硕学名流，因此，他的国学基础非常深厚而扎实，受历史传统影响颇大。
从军从政之后，这一影响不断扩大。90多岁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问他：您认为，（年轻时）读这个“四书五经”对做人和做事有没有用？张学良回答说：“这话得这么讲，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深入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深入中国民心的。这儒家思想对我做事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一统”理念，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其心，斯得民矣等社会政治思想，都在张学良的治政思想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张学良喜欢读史，喜欢读统一的历史，尤其爱读《史记》、《汉书》、《明史》、《清史》，对历代统治者的“大一统”治国思想和怀柔周边异国、同化异族政策特别青睐。
张学良虽然贵为“东北王”、北洋政府元首公子，但他更崇拜为国家统一做出过非凡贡献的英雄们，他经常在部下面前赞美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经常引用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他说：“既然披了中国人的皮，就万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人。” （注：《武汉日报》1934年5月27日。）
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做事，履行国民建设国家、保护领土完整、国家尊严不受侵犯的义务。张学良还把传统思想运用到日常军事管理之中。1934年4月3日，他在鄂东视察五十七军时，对官兵发表训词中，引用了孔子“尊五美，屏四恶”的名言：“孔子说过，‘不教而诛谓之谑’，所以过去的算是过去了，今后我对于你们的监督和考察，便不能不十分严格。” （注：张学良：《视察鄂东五十七军官兵训词》1934年4月3日。“不教而诛谓之谑”出自《论语》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对中国历史传统中认祖归宗和孝悌思想有较深的理解和承继。张学良11岁丧母，每年寒食节都到奉天郊外遥祭亡母，祭毕亦常常流连忘归，哀伤之情不能自持。（注：周大文：《我所熟悉的张学良将军》。）由于卢氏夫人是他养母，张作霖死后，他让家人称她为老太太，不得违背。他的大姐首芳，长他5岁，视之如母，感情甚笃。他对几个弟弟、妹妹也很友爱。郭松龄反奉时写信劝张学良代替张作霖执掌东北，张学良复函：“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从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
这种情结特别有利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除儒家思想之外，他受道家淡泊名利、达观无我思想影响也较大，他告诫东北军官兵：种树不必自己吃果子，耕耘不必问收获。“清末新政所以未能收效者，即因为当局每采取揠苗助长的政策，种树就要吃果，此之谓‘欲树则不达’。所以我们不要只顾到眼前吃果，我们应当只知道用力种树。”
历史传统中的许多精华，如汉字的书写艺术、古玩古画、武术、京剧等，他都爱好。张学良说：“我很喜欢写文徵明的字”，也曾仿过黄庭坚的帖，书法清秀，他在军中时，与各方交往和给友人的书信常常不用秘书，自己动笔。“我最早是写籀文的。我会写篆字，写得相当好啊。我喜欢写篆字，因为买不起那些篆字参考的玩意儿。（就）买古钱，拿那个玩意儿写，学那个字。”他还爱好书画，精于鉴赏，收藏了王献之书法真迹、黄鹤山樵的《林泉集清图》、沈周的《庐山高图》等。
张学良钟情京剧，九十多岁高龄时，还能大段大段一字不差地唱出许多传统剧目的片断。这些传统都承载着国家统一的信息和功用，比如汉字，从伏羲画卦到仓颉造字，再到秦始皇书同文，中国人始终使用象形文字符号体系，汉字有着非常稳定的信息传输性能，它有着超越语音、超越时空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功能，从而极大地促成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彼此认同。有学者称，欧洲与中国面积、历史相差无几，为什么欧洲直到今天还走在朝向统一的路上？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采用的是拼音文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文字也不同，从而有碍于彼此认同感的产生，因此至今仍然未能完成大一统事业。
中国的汉字、古玩古画、武术京剧都有利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而国家认同恰恰是国家观产生的基础。热爱历史传统是对国家认同的表现，承继传统，会积聚爱国的能量，并可自觉规范能量的释放方向，从而左右人生的定位。年轻时期，熏陶过张学良的历史传统，对他日后国家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