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误读，白天难懂夜的黑
我这人自己现在九十多岁了，我常常想我自己，我是很奇怪的人。……我的性情举动、我的作为、我一切的经历，假如真是谁要写我一个传记，可以说是多彩多姿。假如我自己写自己，我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我客观研究我自己，我是非常怪的一个人，很奇怪的一个脾气，人家想不到的事情，绝对想不到事情是我干的。那就是我，我做的，很奇怪。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跟直军在山海关打仗，秦皇岛在山海关后头，我就说我多少日子没洗澡了。英国兵舰上的人，他说好吧，到秦皇岛，你敢去吗？我说那我怎么不敢去？到秦皇岛去洗洗澡，完了在那儿还打网球，就是跟他们在打。他们回来，送我回来，坐小船回来，他们说，得把你眼睛给你蒙上，你不能看人家战场，我从人家战场后边来的嘛。也是开玩笑。我就说我这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跑到敌人的后头去打网球了。
我自个儿年轻的时候，我这人思想特别，假如说我思想，我不愿意说我自个儿，我这人思想跟旁人不同，我是个特别怪的人啊，我自己承认我自己是个怪人，我有好多的事情非常怪。
什么是“怪人”？一般将言行非同寻常的人称之为“怪人”。北宋有位翰林学士，曾做过户部尚书，名叫叶梦得，他在《避暑录话》中说范仲淹是个“怪人”，怪在何处呢？因为“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更是个怪人。范文正公只是“以言事动朝廷”，张学良身为下属，不仅“数以言事动朝廷”，还动用军队把南京“朝廷”的“皇帝”抓了起来，扣在了西安，扣就扣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又不顾下属和同僚的反对，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亲自将“皇帝”送回到南京。对此，不仅当时的“当权者不喜”，直到今天仍有人“不喜”，而且不解，“每目为怪人”。
1936年，鲁迅在致唐弢的书信中说：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
无疑，鲁迅说的是对的，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另外，正因为任何人都在社会给予的条件下生活着，如果谁能突破社会给予的条件，说话、做事“不属于任何一面”，他不是怪人，就是滑人。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地点是在台湾，窗外是国民党的特务，大门外是国民党的宪兵，但他在屋内对着录音机，大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之所以国民党跑到台湾来，是因为老百姓被逼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大陆老百姓不要国民党了；在谈到“九一八”事变时，他说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大陆人说蒋介石给他下了不抵抗命令，这是共产党为他解过。很显然，按照鲁迅的标准，张学良“不属于任何一面”，当属“怪人”之列。
张学良是个“怪人”，他的“心”离“圣”人不远，因为他“贱己”、“轻功”、“渺名”。
常人之心离“圣人”较远，难懂“圣心”，所以，“怪人”容易被误读。
如何读懂“怪人”心？
接近“怪人”，对“怪人”进行“心灵考古”，到“怪人”心中去找何以“怪”。
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颗“流星”，他在滑过20世纪政治星空的8年瞬间里，数次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此后便是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当他再次出现时，已是垂垂暮年，但他奋力用人生最后的一点能量释放成一部100多万字的口述历史。他以惊人的记忆力把滑过星空时的瞬间、沉寂后的长段空白，包括一些只有他才知道的历史细节、亲身感受讲得活灵活现、真真切切。任何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能从容地把自己的人生追忆成百余万字的“口述”，都堪称一种奇迹，何况他不是普通的老人。他是专以创造奇迹著称，“数以言事动朝廷”，“不属于任何一面”的“怪人”；“怪人”的口述记录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跳动的脉搏。
历史由两部分人完成：创造历史的和书写历史的。杰出的历史作品主要由两种材料构成：“死”的真实和“活”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口述历史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作品，他用鲜活而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复活了“死”的真实，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人参与书写历史的典范。严格说来，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史料，而且是尚待整理的史料，用什么方法来整理？傅斯年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先生将史料分为两种，将“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称为直接史料，将“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称为间接史料。笔者根据傅先生的定义，以“直接史料”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底本，与其他记载作一比较，为行文方便，把有违张学良本意的解读称之为“误读”，并对“误读”的原因和怎样“正读”略陈管见。
1．误读之举隅
“人像一块矿石，它在你手里暗淡无光，你只有从一定的角度才能看见它那深沉美丽的光芒。” （注：爱默生：《论文集·论经验》第2辑。）张学良则如同矿石中的一块顶级钻石，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光线下，人们所看到的完全不同，越有不同，人们越要看。因此，他被新闻记者、文学家、旧部、崇拜者、愤恨者、“淘金者”、“好事者”，追逐了整整一个世纪，他的每一件事，接触过他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惊鸿一瞥，也成了“各国新闻的‘花边’”，“有关张氏夫妇的著作汗牛充栋”，“各书中虽免不了瞎子摸象、人言言殊” （注：唐德刚：《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面对汗牛充栋的史书，张学良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他何以笑？从他口述历史中可以发现，他一笑编者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得那么好，也不像他说得那么坏。三笑撰者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大人物”有意隐瞒：他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他故意不说。五笑自己受环境所迫说了假话：我是没办法，只能那么说。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说了85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评语”就更多了。
那么，张学良的口述历史究竟否定了以往哪些观点？纠正了哪些“胡说八道”？澄清了哪些“根本不是那回事”的事？揭开了哪些长期困扰史学界的谜团？一句话，纠正了哪些误读？
误读之一：出生地
1992年6月9日，张之丙女士为他选读大陆出版的一本书，当读到“您生于辽宁省台安县鄂家村张家堡屯”时，张学良说：“瞎说八道。”“我降生的地名叫八角台，我是在马车上生的。”
关于出生地，属于一个人最基本的信息，有关张学良的论著却对此至少有十几种说法。比较有影响的有四种：（1）辽宁省台安县鄂家村张家堡屯。（2）辽宁省广宁县桑林子镇詹家窝堡屯（今属台安县）。（3）奉天省八角台（今辽宁台安县城）西北20公里处的张家窝堡。（4）辽宁省海城县人。出生在大车上，养育于广宁县桑树林子镇詹家窝棚（今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棚屯）。
上述四说实际上主要是两说，一是以今天的地名为准，一是以当时出生时的地名为依据。将历史人物出生地写成今天的地名不可取，因为行政区划、地名是变动的。如写孔子的出生地，历朝历代若均以著史者所处时代为准，那就会乱得一塌糊涂。所以张学良才指斥“瞎说八道”。若以张学良出生时为准，辽宁省、奉天省、台安县，以及下面的镇、乡、村都不准确。辽宁省之名始于1929年，奉天省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台安县建制始于1913年，包括镇、乡、村也都是张学良出生后的建制。《盛京通志》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置奉天府。”康熙三年（1664年）置锦州府，辖广宁县，锦州府隶于奉天府。《广宁县志》载：“康熙四年，改广宁为县。”“民国二年（1913年）全国统一县名，因与湖南广宁县重名”而停止使用。1901年八角台、詹家窝棚都属于广宁县。因此，依张学良本人的说法他的出生地应为“奉天府广宁县八角台”，若按传统习惯写作“奉天府广宁县詹家窝棚”更为科学。八角台是他出生时的地名不假，但中国人写出生地多以居住地为准。如现在的婴儿都在医院出生，写出生地却没有人写某某医院的。
误读二：张学良是“土匪崽子”
这种说法来源于对张作霖土匪出身的认定。长期以来，在各种著作中关于张作霖出身于土匪的说法，几乎已成定论。如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
张学良对此有不同看法：“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不是。他们不是打劫，我父亲是做保险队。……日俄战争之后呀，那个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保护地方。……都是地方自个儿自卫。……（我父亲负责）保护这个地方。外头对我父亲的事情好多都是乱说。”
胡玉海教授有一篇长文《张作霖出身考辨》，基本观点与张学良的说法吻合。他的结论是：张作霖在20岁到27岁的7年间，当了5年兵，“保险队”经历只有2年。因此，张作霖的出身应是清兵，或者说是行伍出身。
张作霖如果不是土匪，那“土匪崽子”的说法就属于误读了。
误读之三：东北易帜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
有学者撰文称：“虽然张学良一再声称爱国，但他毕竟是脱胎于旧军阀的地方实力派，首先看重的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 （注：王剑华：《张学良“代蒋受过说”新论》，《唐都学刊》1999年第2期。）1928年张学良之所以改旗易帜，“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他要求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是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也有学者认为，热河易帜，不是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完全不是，非但不是，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只是个借此巧妙控制热河的骗局。（注：见《论一九二八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张学良说：我从无思求地盘之心。我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误读之四：“巧电”是“助蒋通电”
1928年6月至1937年1月，不到8年的时间里，我们能收集到的，以张学良的名义发表的电报、文件共计2000多件，而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不下20次提到“巧电”。这样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史家自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多数史家将“巧电”解读为“助蒋通电”。
张学良则说：我并不是支持蒋先生独裁，我是拥护中央有一个集权政府，我们这个中国才能好，你四分五裂就没有希望。所以，我反对内战。广西出了事情，我都反对。比如说中原大战，我出名的事，所谓的“巧电”，武装调停，那我出兵，我那时候有力量，你们打吧，我出兵，当时仗也就不打了。我主要的中心思想是拥护统一。我爱这个国家，我要国家统一，四分五裂的国家不会强大起来。
误读之五：在军事上，蒋介石指挥不了张学良
自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公布后，有学者从多方考证，蒋介石指挥不了张学良，张学良多次拒绝执行中央政府“抵抗”命令。并举淞沪抗战时，汪精卫希望张出兵策应和1932年6月热河抗战前汪劝其抵抗均遭张拒绝加以佐证。（注：汪兆铭：《热河问题与共赴国难》，《大公报》1932年8月31日。）
张学良口述：
他（汪精卫）到北平来，跟我讲：“现在山海关的问题，你要抵抗一下。”
我说：“政府是不是有准备？”
他说：“你要不打，现在的政治，就是政府玩不下去了。”
我说：“您是不是要我牺牲我的部下来维持你们的政治生命？”
他点点头，有这个意思。
我说：“要是政府真有准备，我就打，你既然这样你就下命令吧。”
他当时带了一封蒋先生的信。蒋先生是政府军事首领，蒋先生下命令，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蒋先生他不是给我下的命令，他信里说得清清楚楚是您来和我谈。你是政府行政院长，我跟他叫开了：
“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把他问短了。
你是政府的，要打就下命令，何必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当然就是有余地。你跟我商量，让我自动主持这事，政府没有责任，我不走这路。
从这段口述中可以看出：（1）蒋没有给张下抵抗的命令；（2）张对汪有所不尊，汪希望张抵抗，却不是命令，让张自己做主，自负责任；（3）张明确表示只要蒋、汪下命令，他一定服从。
由此看来，蒋指挥不了张的说法似有待商榷，从此前的中东路战争和以后的热河抗战，也都得不出蒋指挥不了张的结论。
误读之六：张要求当侍从室主任是为了避免东北军“剿共”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后和蒋在杭州第一次见面时，就向蒋提出担任蒋侍从室主任的意愿。有学者解读：“张学良之所以一见到蒋介石就抢先表达不愿带兵，就是不想把东北军送到‘剿共’的战场上去，他的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杀向抗日战场”。“那时候，蒋先生跟我也很客气，给我指定几个事情，说你愿意做哪些。我说，我愿意做你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是这样子，等于他的幕僚一样，也就等于副官，给他办事的，位置很低。用张群的话讲，就是给他夹皮包的。他说，那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我贬得太低了。”
张原来是蒋介石的副手，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他怎么甘愿把自己的位置降得如此之低呢？
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
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
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
误读之七：张杨“八项主张”是黎天才写的，是抄袭共产党的
捉蒋之后发表的张杨“八项主张”，几乎所有的书都认为出自曾经是中共党员的黎天才之手，这一观点来自于应德田。应在《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中说：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将军叫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洪钫和我起草一篇八大主张的通电稿，准备把蒋介石抓到后向全国发出。经过研究，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见周唯一、宋绮云：《〈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起草者》，《文史春秋》2009年第5期。）
没有黎天才的事，怎么会出了个黎天才呢？是吴家象，他是我的秘书长，就是他。
那个宣言是吴家象写的，并不好。八项计划是我们早就拟好的。
（张之丙女士问：他们有人说，那八项计划与跟共产党以前的一个八项计划很相像，是共产党抄您的呢？还是智者所见略同？）
不是谁抄谁的，大家都是这个主张。
那时大家的意见差不多都是那样子。
误读之八：送蒋回宁不是“送死”，是为了悦蒋强己
关于送蒋回宁，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分析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其中许多论者认为：张学良以为有“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扣留西安、他与蒋宋孔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蒋宋在西安的诺言，蒋介石绝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一定会放他回西安；既可以通过此举取悦蒋介石，维护他的威信和领袖地位，同时也使他在“三位一体”及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总之，他不是送死，而是为了悦蒋强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