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有一场激烈的交锋：
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不想，我负责送蒋先生回南京，因为这不是等于叛变吗，我当断头将军。那到南京要是处死我就处死了。后来对杨虎城我也不是很赞成，虎头蛇尾啊。
我是一个军人，我上头有长官，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先生，我下面有部下，那么，我——自己做出事情来，我是说我自己，我要给军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明白？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要给后面军人看。假如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来的军人也就这么做去了，就给他们做了个榜样。这件事情，我做了，我为什么做，那么这事情要弄个清清楚楚。是我一时发气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所以我到南京受审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我要说明，我为什么这样干，我有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还要这样干？
毛泽东说：“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因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注：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见《新中华报》1937年3月。）
宋美龄说：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一位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于到首都去亲受国法之裁判，实在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的一大创举。（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51页。）
误读之九：不回大陆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
有人在网上撰文说：“事实上，如果张是真的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自己的黑土地，要回去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大陆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 （注：《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是因为没有脸面》，香港文汇网2010年3月2日。）
1991年6月，吕正操将军奉命赴美与张学良会面，张学良说：“我有个决定，回大陆看看眼睛。但此次不能直接从美国回去，……我回去后，把话跟李登辉说明白，大陆是我的家乡，我在台湾跟寄居一样，我愿回去看看。如果李登辉不反对，我再回大陆。”
张在口述历史中多次提到李登辉，对李心存感激：“他（李登辉）就是很平民化，他也不是什么做派，很容易接近。”“李登辉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到他家里都不是私人的聚会，都是基督徒的聚会。”
有学者分析，张学良以为是李登辉上台后，台湾才有人公开为他举办庆祝九秩寿辰大会，并批准他赴美探亲，对李有感恩之情。他思念家乡，可以说是“想极了！”1991年6月，他在美国与中共为他祝寿的特使吕正操会晤时，本已达成共识：以看眼疾为由回大陆探亲，并要与大陆约法三章。当提到具体日程时，他说，要回台湾征求李登辉的意见，如果李不反对的话，就告诉其具体日程。结果回到台湾后，就写信给吕正操，称：近来眼疾见好，就不回去了。显然是李登辉在其中作祟。后来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充分暴露，他也就一走了之，定居夏威夷了。
误读之十：对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口述历史原因的妄猜
张学良口述历史三起三落，最后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外间对此猜测颇多，甚至有对张学良进行人身攻击者。综合张学良口述历史，可得出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怕有人拿他的东西去卖钱。“我们也不渲染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也不卖我们自己，他们就是要拿我们这个资料去卖钱。我何苦给你去卖？我不拿我的资料给你去卖钱啊。海关上，尤其是情报人员，他也能卖钱。他把这秘密卖出去，也能赚钱。”（赵一荻）
二是怕曝光。“我就怕曝光。”“这件事（口述）要静悄悄地做，因为外间已经有点问题了。‘我们要，你们为什么给哥大？’他们（指台湾当局）的意思我明白，一样是要这些东西，一样是看看你写什么玩意儿。他们的敏感是怕我攻击政府……”
三是怕官方插手。“简单说，我不愿意经过官方。”
“我对吴大猷说，我不能一女二聘。你应该早跟我说啊，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不能再给你。他好像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给了外国人。’我说：‘你早说呀！你没跟我接头过这个事呀，我已经答应人家，我不能说再给你呀！’”
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底本，这样的“误读”不止上述十条，还可举出好多。如说他最恨日本却将兵锋指向了苏联是因为他反共，他是“民族的罪人”、“情场上的高手、官场上的低能儿、战场上的长败将军”；还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千古功臣”、“勇比荆轲、义赛关羽、忠过岳飞的完美英雄”；等等。
误读不管有多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学术性的误解，二是非学术性的误评。
学术性误解，一般来说，是指学术框架下对历史的错误解读，这里指的是和张学良理解的不同。如说东北易帜是为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巧电”是“助蒋通电”、蒋介石指挥不了张学良等，均属学术性误解。对历史人物做到准确无误的理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张学良这样复杂的人物，史家的理解无法和他完全重合，即使完全重合也不是史家的最终追求，史家追求的是对史实的复原。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以他的口述历史为底本寻找误读呢？他毕竟是历史的当事人、创造者、知情者，他说的未必完全可信，因为他说的只是他的记忆，但根据他的人格、所述内容与他的关系，根据文献档案及其他人的回忆，口述的真实性是可以验证的。至于只有他才知道的、他的心理活动等总要比其他人的“推理”要可信得多。
非学术性的误评，是指或源于价值取向的不同，或源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源于感情因素有别而导致的非学术性评价。基本属于曲读范畴，它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政治故意或主观故意。如“土匪崽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等。
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底本，检讨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推进研究的方法之一。即使把张学良口述历史作为一般性史料来对待，以此查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符合学术规范的。近人陈垣说：“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并总结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四种校勘方法，四法之中，以对校法为最基本的方法，而“对校贵有佳本”，贵有直接史料。研究张学良，张学良口述历史可谓“佳本”、直接史料，以此对校他书，怎么说都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