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苦闷之时沐浴欧风美雨
11岁那年，张学良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生母赵春桂病故，一是父亲张作霖被任命为民国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由清朝的“剿匪功臣”摇身一变为民国新贵，移驻省城奉天，成为奉省举足轻重的最大实力级人物之一。生母病故后，他由新民屯迁往了奉天城，来到了父亲身边。
奉天是当时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国因素随处可见，外国领事馆比今天还多，美、英、俄、法、日等国都在奉天设有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还有今天所没有的，如离张学良的家不远的日本租界，日本警察署、特务机关、独立守备队等。按奉天那时候的习惯，每到中国国庆，政府设宴招待外国客人。“我就在里面招待，这样，我认识了很多外国人”。外国人“经常开会，苏格兰人有苏格兰人的会，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会，有时候他们请我父亲去参加，我父亲去不了了，说实话，有时他也不愿意去，就把我打发去了。”“日本人的活动我也参加过，那时日本人很愿意把我拉到他们那边，我不愿意去，日本人那套玩意儿我不大喜欢，他们把艺伎看得很高，有唱戏的，日本话我只会一小点儿，唱什么我也听不大懂，有跳舞的，有的女人把衣服脱掉跳，我对这套玩意儿不咋喜欢，没有好感，玩得不严肃，也不开心。”
“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
由县城一下子迈入省城，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新奇。在扩大眼界的同时，也使他的求知欲望不断增强。进入省城后，张学良仍在家中学习文字、历史、书法等。继续由海城儒学名流杨景镇任教。见得多了，眼界也开阔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杨老先生学识渊博，就是脑筋太古旧，保守得很，不是我冤枉他，简直王道透了。清朝倒台好几年了，他脑袋后边还拖着一条长辫子，他不仅不剪辫子，还让我也留辫子。有一年，他回家过年，我自己把辫子剪掉了。等他回来了，他看我把辫子剪了，就训斥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任意毁伤。’我说：‘老师，按照这种说法，你应该留全发呀，你留一半，剃一半，不也是毁伤了吗？’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才是政府的法令。’这位老先生怒气大发：‘这个没有皇上的朝廷，还能存在多久？’”
接触了新鲜事物，对陈旧的就产生了怀疑，和老师的关系也有了裂痕。张学良开始“不咋喜欢这位老师”，“老师也不喜欢我。……我从小就关心时事。我父亲经常宴请一些中外名人，我就愿意站在旁边看，听他们讲什么。我老师最讨厌我这点，说我学习不专心，小孩竟想干大人的事儿。”16岁那年，因为张学良写的一篇作文引起了一场小风波。
老师发火了，不教我了。他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现在我还记得，他出的作文题目叫“论民国之害甚于君主”。一看这题目就知道他的脑筋了。我写的那篇作文，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个大意。文章的头一句，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是这么写的：民国之害甚于君主这种话都是田舍翁（注：田舍翁，年老的庄稼汉。如唐代白居易《买花》诗：“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也指乡巴佬，含贬义，或自谦。如清赵翼《归田即事》诗：“怜他未惯蓬茅宅，笑我原来田舍翁。”）说的话。中间我引经据典，发挥了一大通，最后，我下个结论，我说，这种思想就是不明中外大势，不懂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之论！（注：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一书原文如下：我现在只能记得我作文的大概：一破题我就写道：“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此乃三村愚夫愚妇之谈也。引证法，美，瑞等大小强国民主之现状，又引希腊，罗马，古代民主之事实，声言目下中国不良之状况，非由于民主之弊，乃由于帝制余孽，不解民主为何之老朽昏庸作祟所致，待余孽死绝，民主之光自显。所叹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者，昧于不明世界大势，不悉世界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者也云云。”大家看过之后，对我父亲讲：“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位先生是不能再教这位学生了，此非学生之过。”于是我不但免一顿夏楚责罚，而我父亲对我另有了认识。随即请袁洁珊给我选了一位先生，而我亦未敢陈述不愿再从事私塾的志愿。）
这篇作文给杨老先生惹恼了，他说张学良在作文里骂他，就辞馆不干了。张作霖当时已经是奉天督军，督军署下面有个秘书处，负责秘书处的这人叫袁金铠。袁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张作霖说：“你看了你儿子写的那篇文章了吗？”张作霖说没看。他说：“那你把他写的那篇文章拿来，让我们看看。”秘书处的人，好几个，一看，他们说，哎呀，不怨这学生呀，这老师教不了这个学生！袁金铠也说：“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个先生不能再教这个学生了，这学生不是这个先生可以教得了的，这件事不是这个学生的过错。”“他们就推荐白佩珩当我的老师。”“那个时候，天津发水灾，我也不念书了，跑出去帮人募捐。白佩珩和杨景镇也有相同的地方，一遇国家或地方发生什么大事，就让我们做作文。白先生出的题目是‘救荒无善策’，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说：‘善策，要是有，荒，就不用救了。如果有善策还有荒吗？’他也看出来我是在说他。白佩珩也辞馆了，不教我了。”
没有了国文老师，张学良开始学习外语。“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叫徐启东，香港皇家书院毕业的。他当我的英文老师时（1916年），是奉天外交署的英文科科长，我父亲接见外国人，都是他当翻译。这个人我现在还很想念他，非常有修养，学问很深，话很少。对学英文，我原本很有兴趣，因为我父亲跟外国人交往较多，有一个叫伊雅格的，他父亲跟我父亲是朋友（注：伊雅格，苏格兰人。伊雅格的父亲在京奉铁路任职。伊雅格从小就生活在中国，会说汉语，与张学良交往密切。后来移居美国。1940年，赵一荻赴贵州前，将儿子闾琳交给他们夫妇照看。为确保张闾琳的安全，伊雅格夫妇在张闾琳读完小学后，又从旧金山迁居到洛杉矶定居。后经董显光夫妇求助旧金山市政当局帮助调查，才与张闾琳取得联系。1956年，张闾琳第一次到台湾，探望被囚禁中的父母亲。），我小时候就喜欢运动，比如打网球。那时候网球场很少，会打网球的人也很少。我就常到他皇姑屯的家里，那有个网球场，我就常和他在那打网球。因为这个原因，我跟他很接近，他也是小孩子，跟我同岁，又和他一起读书。”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我！”
一位军阀的后代，思想上却超越了军阀，跟同时代的传统将领不一样，在封建结构中生活，思想不落后；在家长制的军队里为官，却追求民主；在战场上厮杀，却倡导和平，这令许多人不解。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专家韦慕廷曾说：他的“知识思想不可能生来就是如此，一定是环境上，有很多朋友影响了他。”张学良说，我年轻时候，主要还是受青年会影响。
张学良说的青年会是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一个世界性的组织。1844年创立于伦敦，1855年成立了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895年传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奉天等地建立了机构。“青年会里的活动比较多，我参加最多的活动就是听演讲，我爱听。只要有演讲，我几乎是风雨无阻，必去无疑。这也接触了不少中外名人，中国的名人有张伯苓、余日章（注：余日章，湖北蒲圻人。早年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诚静怡，满族，北京人。牧师，1924年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晏阳初（注：晏阳初，原名兴复，字阳初，四川巴中人。20世纪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等，西洋人如穆德、艾迪、卜克门等先生，他们的演讲我都亲耳聆听过，所受教益良多。”
青年会里多数是外国人，张学良怎么和青年会有了关系呢？“我参加奉天青年会主要因为一个姓王的，我受这个人影响很大。那段时间里，身体相当不好，患有肺病，曾吐过一次血。16岁那年大病一场，数月不起。这个王少源啊，不但把我的肺病治好了，也把我的心病治好了。他一边给我看病，一边开导我，所以，他影响我很多的事情，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更。王少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时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的会长。他不仅知道我身体里的病，也知道我心里的病在什么地方。他开导我，要出去走动走动，到外面散散心，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整天躺在床上看小说。一天，王少源向我介绍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个演讲，你可以去听听，不要老在家里闷着。就是让我和青年会接触接触，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就跟我唠叨这个事儿，看我没反对，就送给我一张演讲入场券。我从来没听过什么演讲，把入场券拿到手里一看，上面写着那演讲题目叫：中国前途之希望，演讲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注：张伯苓，天津人。早年入读北洋水师学堂，后留学美国。回国后筹办南开中学。1916年11月，张伯苓应邀到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讲演。），地点是青年会，我当时不知道张伯苓是何许人也。可这个演讲题目倒是令我有点心动，因为我心目中的中国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我心想，我要倒看看他能讲出什么希望来？”
张学良是带着一种既好奇又怀疑的心情去听演讲的，这也是他第一次踏进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大门。演讲开始了，张伯苓首先问大家，中国会不会亡？中国还有没有前途？中国的前途在哪里？然后他提高语调，大声说：“中国不会亡，中国的前途有希望，因为有我！”说完，他停了一会儿。“我就有点激动了，几乎站起来质问他，你算老几呀！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中国不亡，因为有你’，这未免太骄傲自大了吧！我很容易发脾气，嘴巴又坏，我觉得很不是味道，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青年会，第一次听演讲，不熟悉那里的情况，没敢乱动，但心气还是平静不下来。”停了一会儿，张先生接下去讲：
大家对国家的前途都失望悲观，自暴自弃，你认为没办法，他也认为没有办法，你不努力，他也不努力，中国不就真的没希望了吗？如果大家都奋勉图强，牺牲一切，把国家兴亡的责任，都放到自己肩上，人人都坚信“中国不会亡，因为有我”，你也如此，我也如此，万众一心，中国安有不强之理！假如人人都是你怨我，我怨你，谁也不努力，谁都认为国家的事与己无关，都认为自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只希望坐享强国之荣，不为强国奋勉，国家它自己会强吗？
“张伯苓这个人很会演讲，没听之前不服气，听完之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中国当时啊，什么事情都是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谁都没事儿了，你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亡不亡你也是一分子啊！你要想一想你应该尽什么责任？你在国家上尽过什么义务？不要把责任推给这个，推给那个，谁都是国家一员，谁都有责任，国人如果人人努力，每个人都肯为国家牺牲，中国自然就不会亡国。张先生的话，非常感动我。我是一个很容易受人家影响的人。自那以后，我就经常往青年会跑。”
后来，张学良成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他在南开大学讲话时还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予幼时对国事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宰割，无复望矣。及14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听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演讲。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也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我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国。予有今日一言之也。”
“本人幼年读书，与社会接触，其后到社会上服务，颇得到青年会之助力。”“我自个儿想啊，我和青年会的关系很大。接触的这些人，现在很有名的比如阎明光、阎明复先生的爸爸，就是阎宝航，他就是原来奉天青年会的体育干事。”阎宝航和张学良是老乡，比张大6岁，曾在奉天创办过贫民学校，后来受聘于青年会，青年会派他到北京青年会学习过，思想很新。后来当过辽宁省政府主席。
一天，张学良特意到青年会找阎宝航讨论救国救民问题。他们先从中国的现状谈起，谈着谈着，张学良向阎宝航问道：“玉衡（阎宝航字），你谈谈，要做到国强民富的关键是什么？”阎笑着说，这可是个大题目。张学良说，正因为是个大题目，才来请教你这位老师呀。阎宝航回答说，做你的老师，那可不敢当，咱俩之间随便谈谈倒是可以的。接着阎宝航谈了自己的看法：“要做到国富民强，关键是要消除剥削制度，消除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相信科学，重视知识，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去努力，去奋斗。”听得张学良频频点头，目光中充满了感激和羡慕之情。最后，张学良握住阎宝航的手说：玉衡，我走上社会不久，就结交了你们这些有知识、有远见的人，这是我的幸运，你是我结识的第一位好朋友。
结识张伯苓、阎宝航等，特别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对张学良后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他说了三句话，我信守了一辈子。”
也可能是由于张作霖地位的关系，也可能那些有见识的人看出了张学良的未来，所以每位来奉天讲演的人，都对张学良特别关照。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的余日章先生跟张学良有一夕之谈。
一见面他就鼓励我：你这个人将来能做一番事业。并教诲我，他说了三句话，我信守了一辈子。我现在把他的话说出来，一是算我纪念余日章老先生，二是也让他的教诲能起到垂诸后人的作用，别让这么好的话让我带到棺材里。他告诫：一个人要想干番事业，第一，你不要作伪，你若作伪，伪来伪去，最后非伪到你自己头上不可。我受他教育，所以我这人不作伪啊。第二，要尊重舆论，不要自己假造舆论。现在大多数人都为自己假造舆论，这是一种社会的通病。第三，要勇于牺牲自己，为黎民百姓解决痛苦，不要为了摆脱自己的痛苦而牺牲大众的利益。第三条，最要紧，它像一片阳光跟了我一辈子。
那个时候，余日章先生到处演讲，他在奉天演讲，主要讲体、德、智三育的关系。他的观点是：身体是强国之基础，所以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德是做人之根本，无德无以为人，所以放在智之前；有了好的身体、好的德行，没有知识也不能很好地报效祖国，所以第三位就是智，无德不成人，无智难成器。后来，余老先生为“九一八”的问题，到美国去奔走呼吁，同美国总统会谈的时候，脑溢血病发，死在美国了。
这个时期，张学良刚刚步入社会，显赫的家庭地位不仅使他一开始就能进入上层社会，接触名流，而且在思想上也能涉及民族、国家、社会等一些重大问题。
“对我最要紧的人是约瑟夫·普赖德。”
张学良回忆：“自个儿想啊，我年轻时候，影响我的人很多，主要还是受青年会里的人影响比较大。大概可以这么讲，我认识的人，可以说是很复杂，什么来路的人都有，但在青年会里认识几位朋友，都很有思想，而且几乎是终身朋友啊。”
在这些朋友中，“对我最要紧的人就是约瑟夫·普赖德（注：约瑟夫·普赖德（1886—1980），美国宾州人。曾任奉天基督教育青年会牧师、总干事。1922年，协助张学良参与调停第一次直奉战争。）（Joseph Platt）。这个人，没有贵族思想，他不但是平民思想，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做阔少爷，他对我比较同情。”
普赖德是一个“极端和平主义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反战而入狱，出狱后致力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8年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青年会，我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最要紧的人是普赖德。为了纪念普赖德，张学良将自己的英文名字称为Platt。张学良评价他是一个“guider”，引路人、指导者。“那时年轻，不怎么谈政治上的事情，主要是谈些思想方面和学问方面的问题。他给我讲一讲美国的历史故事，谈谈美国过去有名的人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谈学习上的事儿，留学呀什么的。”“青年会不是就他一个干事，还有一个英国人，但我跟Platt最接近。我的思想受他的影响相当大。我有些活动都是从青年会来的，参加游艺会啊，赈灾捐钱啊，都是受他影响。我那个时候很不愿意做阔少爷，想离开我的家庭，Platt他赞成我的想法，并希望我到美国去读书。”
如果放眼张学良的百年人生，张学良在青年会的这段经历，可视为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此前，他所接受的知识和影响，主要来自于历史传统，即儒道释思想，参加青年会后，他吸纳了许多历史传统中所没有或不清晰的思想。
从张学良以后的思想发展脉络看，他凡事愿与西方对比，并在对比中寻找自己国家的不足；他积极推进东北现代化建设，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教育都极力效仿西方；他积极主张和平主义，反对战争。除思想有了进步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网球、高尔夫球、篮球、骑马、射击、桥牌，有的玩得很精。自己会开汽车，驾驶飞机，也爱冒险，如1927年在保定光园试摩托车，掉入池塘，把在场的杨宇霆吓得说不出话来。娱乐活动他最爱跳舞，虽军务倥偬，也抽时间跳舞。（注：溥杰：《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1921年，结识了风尘女子谷瑞玉，养为外室，1927年资遣了她。不难看出，张学良在踏入社会以前，他的思想、为人及生活方式都带有相当浓厚的西方色彩。“青年会里的朋友们给予我的鼓励、教诲，启发了我一个信念——我可以做些事情，我应该献身于社会，我应该为我的国家尽一份力量。”
由此观知，张学良的人生有了成熟的迹象，思想中多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观念里渗进了一些西方的因子。但张学良的内心深处仍然充满着矛盾与孤独，仍然没有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他厌烦社会的动荡，渴望和平安宁，向往平等自由，他想完全自主地按照自己的设计为国家尽一份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立志学习制药，后来又很想学医，想当名医生。……可我父亲他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反对，就是不吱声，不表态，那我就没法子了。实际上他想让我当军人。可我实在是不想当军人。我现在常常说笑话，我说，我原来本想做一个‘唯恐伤人’的医生，结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当上了‘唯恐不伤人’的军人。”
尽管在青年会时张学良内心受到新思想影响，与和平的理想、自由独立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但“父命难违”的传统力量使他“本非所愿地还是成了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