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跟着“导师”在“漩涡”里踏浪
人的思想，首先是来源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生活在农业文明的时代不可能产生工业文明的思想。其次是来源于历史传统，具有真正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国家是不会沦落的，因为它的成员中即使偶尔冒出一些背着优秀传统而行的成员，也会很快陷入孤芳自赏，接着是孤立无奈，最终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唯有那些熟悉传统、不忘传统又善于吸纳其他国家先进思想的成员才会得到整个民族的推崇，成为优秀的成员。
无疑，张学良是优秀的中国人之一。他身上优秀的因子来源于对优秀历史传统的热爱和承继，这一传统因子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现实危机中演化成朦胧的救国理念，又由于他善于发现和吸纳他身边重要人物身上优秀的思想因子而逐渐坚固和明晰。
这些重要人物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如果按对他影响程度来排序，当首推他的父亲张作霖。
然而，研究张学良的论著汗牛充栋，却很少有人关注张作霖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其一，长期以来，许多人接受了张作霖对外勾结日本、对内发动内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军阀”，“他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祸国殃民的一生”的观点。这和张学良民族英雄的形象自然南辕北辙，因而人们囿于政治、观念、情感因素不愿意将一位民族英雄和“卖国军阀”的父亲相联系。其二，张作霖不通文墨，留下的思想主张和父子对话的资料甚少，研究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很少有人谈张作霖对张学良的影响，更多的是谈张学良对他父亲的反叛。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张学良的思想，尤其是思想的核心部分——国家观作深入探究，大概就不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张作霖对张学良国家理念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一是因为张学良性格孤傲，受他崇拜的人少之又少，但从晚年口述和遗著看，张学良对他父亲的崇拜远远超出常人，他经常说，他最崇拜他父亲。按常理说，一个人最崇拜谁，谁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二是张作霖视长子张学良为掌上明珠，自幼就把他当作自己家业、事业的继承人来培养，铁定要把自己用生命打下来的江山交给他还能吝啬打江山和保卫江山的理路和谋略吗？从主观上说，张学良自幼崇拜他父亲，他父亲从他小的时候开始就想把他复制成张作霖第二，这样的心理就决定了老子一定会千方百计想影响儿子，儿子也会千方百计地去向老子学习。
一个拼命想学，一个铁定要教，剩下的问题就是想学的有没有能力学得到，想教的有没有东西可教得出。
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曾评价张学良“绝顶聪明”，“智商系数很高”。张作霖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别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生于乱世，起于草莽，初为街头流浪儿，后为毅军首领卫士，再到与胡匪周旋的“保险队”头目，又摇身一变为清军统带。进入民国后，初为师长，进而晋升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最后竟达到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的高位。看完张作霖的经历，相信谁都不会怀疑他没什么可教。可以说，张学良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东北政治军事集团的统帅权、东北的领导权的同时，也继承了张作霖的绝大部分思想主张。这从他们父子对内治军治政政策、对外原则的连续性上可以得到证明。
有人说张作霖没有什么思想，一生就是一个“干”字。要说对张学良有影响，也不是思想上的，而是行动上的。这话也对也不准确，说他对，因为有关记录张作霖思想方面的文字很少，父子之间思想上的交流记载更少；说他不准确是因为，看一个人有没有思想不光是看他说出来的观点，写出来的主张，任何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关于思想上的影响，也不只是通过谈话、训导、读书来完成，具体行为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常常比语言和文字对人们的影响更大。
确实，有的人的思想反映在演说中、文章里，有的人的思想则反映在具体行动中。显然，张作霖属于后者。这样，要研究张作霖的思想必须从他“做了什么”中去寻找，而不光是看他“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张作霖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也是如此。张作霖对张学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张学良呢？就国家观的内容来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家统一的方式应以和平统一为首选
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国家政令得不到贯彻，就谈不上国家的统一。因此，地方上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组成部分也是开始，张学良一直坚持这一理念。从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受到了父亲张作霖的影响。
武昌起义时，张作霖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召，起兵勤王，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成为奉天省最大的军事首领；1916年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后，他最关心的是“统一”问题。当时奉天统一的主要障碍是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冯兵权在握，又以日本为靠山，素以奉天“老大”自居，如今“职居张氏之下”，颇不服气。
张勋复辟时，冯德麟派兵入关，想事成之日，踢开张作霖，自为奉天督军。张作霖觉察到复辟不得人心，立即发表宣言，反对复辟。还致电反对复辟的段祺瑞：“愿即秣马厉兵以从其后”。段称赞张作霖：“张雨亭这个人脑子还清楚。” （注：《张大元帅哀挽录（行状部分）》。）张勋失败后，冯因背叛共和，被剥夺一切官职。张作霖以德报怨，致电劝段祺瑞予以宽大处理。冯回到奉天，从此一落千丈，只好屈居张作霖脚下。张作霖因利乘便，把冯部二十八师全部收归己有，统一了奉天军政。
此时，黑龙江省将领许兰洲为争夺黑省兵权与人发生内讧，张作霖派部下驰往“调停”，同时向中央保荐自己的同乡、儿女亲家鲍贵卿接充黑龙江督军，中央答应了张的保荐，这样，黑龙江实际上被纳入了奉天的管辖之下。
1918年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吉林督军孟恩远心存不服，这时正赶上吉林士绅向中央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张乘机向中央提出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接任吉林督军，以自己的心腹干将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中央一一照准。至此，张作霖完成了东北的统一，结束了东北自辛亥革命后三省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注：金毓黻：《张作霖别传》。）对这段历史，张学良印象深刻：“那东北很复杂呀，他把东北整个统一了。那时吉林是孟恩远，黑龙江是许兰洲，那不是他的部下，可是都被我父亲‘征服’了。他整个把东北统一了，一个个都被他降服了。”
从张学良的回忆中分析，他对他父亲统一东北十分敬佩。主要是敬佩他父亲统一东北的手段。张作霖当时虽兵权在握，可统一东北并未用兵，而是利用各种矛盾、寻找时机，采取和平的手段统一了东北。
国内战争不能无休无止
张作霖统一东北之时，徐世昌在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操纵下取代了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成为民国总统，引起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不满，双方在京津地区发生了军事对抗，史称直皖战争。直系的口号是“和平统一”，皖系的口号则是“武力统一”，双方对抗，势均力敌，东北的张作霖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筹码。张作霖选择了“和平统一”的一方，通电全国：“回忆民国六年，河间秉政，群阴煽乱，国难将生，作霖乃有秦王〔皇〕岛扣留军械之举，牺牲一切，排除众难。然后总统、国会改选问题，乃得次第成立，以有今日。舍身救国，不敢言功。而对于大局之沦胥，岂得置身事外。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满地，灾歉频年，国濒于危，为〔民〕不堪命。现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鲁、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者，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以立？” （注：《张作霖宣布率师入关以武力为后盾解决时局通电》1922年4月19日，原载《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抄见《张作霖文电集》，张氏帅府博物馆存稿。）
用张学良的话说，奉军助直倒皖是为了国内和平。奉直联手，皖系很快失败，直奉两系控制了中央政府，国内恢复短暂的和平。直皖战争结束后，曹锟欲对战争中他认为倒皖不力的将领王占元进行惩处。当时张学良已经是成年人，张作霖为了培养他，处理中枢大事常带在身边。
一天夜里，曹锟来到顺承王府，和张作霖闲谈，张学良也在场。张家跟曹锟关系特殊，曹锟的女儿，准备嫁给张学良四弟张学思。张学良回忆说：“他们谈话时，我在旁边看，我父亲这人很有意思。他们在一起谈呐，随便谈，曹锟说，他要对皖系下手，把段褀瑞的皖系彻底打倒。因为什么呢？直皖战争前，王占元本来也同意反对段祺瑞，可战争打起来后，王占元没出力量。那个时候皖系的大将是吴光新，段祺瑞的小舅子，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有点地位的，他是士官学校的学生。直皖战争起来的时候，他在王占元那个辖区里头，他是什么官儿了？啊，在长江下游有一个什么总司令，我说不出来了。照理呀，王占元应该把吴光新抓起来。王占元呢就有点模棱两可，没抓他，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战争的结局是，直系把皖系打败了，可以说，直系就是自那起来的。”
战争结束后，曹锟就对这件事情不满意。曹锟就露出一句话，对我父亲说：王子春（王占元）呐，这件事情不卖力气，耍滑头。他的意思是要把王占元拿掉，派他们直系的其他人当两湖巡阅使。我父亲说：三哥啊，以后北方的局面，就靠我们两个左右了，我们可不要再起战争了，大家好好地练兵，把地方治理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我们对王子春应该以诚相待，让他安心在湖北干，这样他就是南北的屏障了。你可千万别再听部下的怂恿，再弄是非。“不是，不是，我就随便说说，征求征求你的意见。”我父亲厉言正色：“三哥，你如果口是心非，动王子春的主意，你可小心，到时候别怪我抠你屁股，说我不讲信义！”就是我在后边，我要发动！
曹锟要惩处王占元这一历史细节，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张学良能把这一历史细节叙述得如此真切，说明张作霖倡导和平、主张国家统一的主张对张学良影响是深刻的。其他人可能对这段历史做出不同于张学良的解读，张学良接受的却是和平和统一，他赞同他父亲“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的观点。（注：《张作霖宣布率师入关以武力为后盾解决时局通电》1922年4月19日，原载《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抄见《张作霖文电集》，张氏帅府博物馆存稿。）这在后来的历史中已得到证明。
封疆大吏“首先思考的是尽封疆大吏的职责”
1912年1月，清廷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退位。日本人乘机策划了以成立“满蒙王国”为目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将东北和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去。日本军人和“宗社党”人积极策动奉省中国军队哗变，响应满蒙举事。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军官有些犹豫，日本人打气说：只要北大营一举烽火，奉天城内的张作霖定会率部响应。6月19日，北大营的军队蜂拥出营，直扑奉天城北门，张作霖指挥所部对进城的乱兵进行了镇压，“张军在城墙上向乱兵予以猛烈的射击，肇事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遗尸而散。这件事引起日本关东都督府和日本军人的极大不满，“密议了杀张计划”。
日本挑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时，“正处于张作霖刚刚就任奉天督军的初期，已经就任督军的张作霖，与急于想当督军时渴求日本的支持，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已经成了中国的封疆大吏。虽然他的势力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相比还是脆弱的，仍然希望得到日本支持，但他首先思考的是……尽封疆大吏的职责”。因此，张作霖“对日本暗中支持‘宗社党’的活动、巴布扎布的闹事，态度非常明确，行动也非常坚决。”阻止了日本肢解中国的阴谋。
张作霖是北洋时期的封疆大吏，张学良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封疆大吏，时代不同，面对的边疆问题是相同的，在处理相同问题时张学良可资效仿的恐怕只有张作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