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观：平静之后的理性认知及警世忠告
日本现在被解除了武装，不让它搞，一旦它恢复，它还一样。
在日本把他们10个人（甲级战犯）都入到那个靖国神社，可以看得出来，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张学良
在民国人物中，与日本有过接触，且关系复杂者很多，但像张学良这样一生荣辱皆与日本密切相关，除了张作霖以外，恐怕鲜有出其右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日本国家政治特性、侵华日军野性、武士道精神等的理解和认识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加具体，也更为深切。
早年，他通过赴日考察和目睹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对日本有了感性认知，日本令人恐惧的心理占有重要地位；主政东北之后，在与日本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悄悄地效仿日本，整军经武，强军富民，以敌为师的思想不断闪现；“九一八”之后，尤其是从欧洲归来，对日本的看法逐渐趋于理性，只要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日本必败的“抗日观”最终形成；晚年，他特别关注日本将侵华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忠告。他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师日”、“恨日”、“抗日”、“防日”的复杂发展过程，并且，感性与理性、判断与实践常常处于交集状态，但“恨日”、“抗日”是其主线。其日本观形成的曲折过程，折射出近现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特征。当然，受其国家观影响，他的日本观也曾一度陷入误区，造成“九一八”之前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判断失误。
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既不是来自他人的灌输，也不是从书本中所得，他长期生活在被日本包围、逼迫、威胁、利诱、恐吓、压榨之中，他的父亲张作霖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他的儿子张闾琪死在日本人的诊所里，他指挥的军队被日本赶出了东北，他的家乡被日本占领了14年，他因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被囚54年，也可以说是因为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东北，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他自然也不会被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 （注：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因而，他的日本观是和日本人外交周旋的体验；是和日本政治较量的真实感受；是和日本军事对抗的总结；是父亲的血，家乡父老的泪，东北军的怒火混合后的一种凝固；是经过对日长期观察，又经过深度思考后的理性判断；是他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一生的痛而获得的一种智慧结晶。
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张学良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
他本人生于东北、长于东北、执政于东北、失败于东北；他的家族经过他父亲与日本周旋而兴起，后来在日本的阴谋下，在他的手里衰落；他的家乡在他父亲执政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跑了一阵子，一直跑到全国的领先地位，他父亲被日本炸死后，他接过接力棒，也跑了一阵子，却跑到了日本设下的“埋伏圈”里，最后，整个家乡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近代东北，兴也张家，毁也张家；张家，兴也日本，毁也日本。
张家两代人，都长期挣扎于中日两国经济矛盾、政治对抗、外交纠纷、军事冲突的漩涡中心，对日本国家的特性自然感受至深，只是张作霖留下的东西不多，张学良留下了他的回忆，为我们考察他的日本观，通过他的日本观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可能，由于对日本的仇恨，他的日本观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但绝对是直观的、真切的、真实的和深刻的。因此，当我们仔细阅读他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口述历史时，细细品味他用地道的东北话谈论日本的录音时，时常会有十分新鲜、非常震撼的感觉。由此，从学术的角度、以客观的眼光，主要通过他人生最后岁月里的回忆来重新考察他的日本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张学良眼里，日本是一个在世界上最为极端的国家。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极端，一人统驭万民；军部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极端，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军人控制国家政治的手段极端，暗杀如家常便饭；训练国民的方法极端，“日本没有老百姓，全是军人”。这些看似感性的看法，实际是法理层面的认知。
一、天皇，极端体制的核心
一提起日本，今天的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那是一个大海中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行销世界，日本男人西服革履，见人彬彬有礼。许多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国度里的人怎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扫射，将刚出生的婴儿挑在枪刺上玩耍，在南京举行杀人比赛，驾着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向美国航母……
将这两组画面放在一起，人们会产生许多疑问，其中一定有人会想，一个海上的“蕞尔小国”怎么敢与亚洲乃至世界为敌？怎么敢把屠刀砍向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土地面积最大的苏联、军事实力最强的美国？而且穷凶极恶，看不到一点彬彬有礼的影子。有人会把责任归于军国主义，归于武士道精神，归于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很少有人想到天皇裕仁。（注：日本昭和天皇裕仁（1901—1989），在位62年（1926—1989年），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在位期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裕仁天皇与这一系列侵略战争有何关系，应负怎样的责任？战后日本的主流社会一直讳莫如深。在日本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却是:天皇是热爱和平的自由主义者，只是迫于军方和政府的压力，才违心地在战争中做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事，天皇是无辜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说，陛下本人是和平主义者，曾竭力避免战争，而发动战争的是军部中的开战派一伙。）
“天皇至上，极端体制的核心。”人们不禁要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个法西斯轴心国的元首，德国的希特勒自知罪大在劫难逃，战败前就畏罪自杀，并被追随者焚尸灭迹；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东躲西藏，最后被愤怒的人们乱枪打死，并将其尸体倒悬于广场之上；只有日本天皇裕仁例外。
裕仁1926年继位，成为第124代天皇，年仅25岁。他执政20年，日本向外侵略了20年，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整整进行了14年。具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位战争天皇的角色转换。日本投降后，这位曾身着元帅服，骑在高头大马上、四面威风的裕仁却逃脱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并从政治舞台上、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超然于日本政治之外的国家象征。裕仁的这种形象一直维持到他88岁寿终正寝。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争罪犯时（注：1946年，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宣布成立由中、苏、美、英、法、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至1948年11月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由于美国等考虑战后布局等原因使得天皇裕仁逃脱了审判（注：东京审判前，澳大利亚等国要求：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在于天皇，天皇必须承担战争责任，接受审判。美国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急电华盛顿：“如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占领日本的计划就要作重大修改。”美国驻日当局的《星条报》直言不讳地写道：“美国的方针就是变日本为反共堡垒。”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韦伯说：“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起诉，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日本天皇裕仁就这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再就是许多人误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已由人治走向了法治，已由封建专制变成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只是个牌位，没有实权；三是追随天皇发动战争的一部分政客们在战后旋即跻身于政坛，他们极力为天皇歌功颂德。当然，与裕仁善于躲在幕后操纵，平时深居简出，沉默寡言，很少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张牙舞爪有关。加之裕仁本人又于战后拼命为自己百般开脱与辩解，（注：裕仁在《天皇独白录》中这样“独白”：“日本人主张人种平等方案未被列国所承认，黄白之别依然残存，足以使国民愤慨……我被迫交还青岛一事亦如此”“军队以此种国民愤然为背景而采取行动”。似乎战争责任与其无关，只是军部一些胆大妄为狂热分子所为，他一直都在为和平解决争端而努力奋斗着。“我当时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理由：‘第一，如果拒不接受，继续抵抗，我将不能保护我的子民；第二，关于国体保护，木户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敌军如果从伊势湾附近沿海登陆，那么伊势、热田两神宫将立即被压制在敌军的势力之下，连从容转移神器的余地都没有。’”《天皇独白录》公布后，日本右翼势力如获至宝，竭力宣扬“天皇无罪史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腼腆和蔼的人，一个喜爱家庭生活的楷模，一个热心的海洋生物学家”。
与裕仁同年出生，被裕仁弄得家破人亡的张学良却不这么看，他说：“根据法律，天皇是陆海空军大元帅。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
这样的认识绝不只是出于愤恨，更多的是出于对历史的了解，出于法理层面的认知。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时，提到天皇的次数不多，但他对日本的其他看法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张学良所说的宪法，即1889年制定的日本明治宪法。明治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和确固了近代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体。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明治留给裕仁最大的政治遗产，宪法规定了一系列天皇的权力：
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第二条，依皇室典范规定，皇位由男子孙继承之。
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之规定行之。
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
第十二条，天皇具有陆海军的编成以及常备兵额的规定权。
第十三条，天皇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外交权。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总揽统治权”，“天皇统帅陆海军”。由此观之，近代日本天皇制政体具备了绝对主义的特征，天皇的权威具有绝对的至上性，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等无所不包，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之上，在一个表面看来彼此制约的复杂的体制之中，行使着不受任何约束的实权和任何人无法企及的权威。所以，张学良说“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力量大到国家一切权力独揽。正如明治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所说：“一国之权力，以君主大权为其枢轴，凡为权利皆由来于此。”明治宪法的特质，是天皇大权具有绝对性。从第十一条可以看出宪法保障了天皇的统帅权。
天皇不仅是政治、军事的指导者，而且还是日本国民的最高精神领袖。这可从明治宪法第一、二、三条中看出，日本祭政一致，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他统领着一个宗教性的君主政体，在危机的时候，这个政体可以使日本国宣称自己为神权国家。作为神权国家对所谓“神”的崇拜只是抽象的、理念的、说不清楚的，而对天皇本人的崇拜才是具体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文的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就像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族血缘关系，认为天皇是他们的父亲。”日本军队为何出现神风敢死队？军人为何剖腹自杀？“军队是把天皇当作现人神（活神）来信仰的”，“日本军队的忠诚，不是对国家、对民族和政府的，而始终是对天皇的。”“为了天皇、按照天皇的命令，这就是日本军队的基本原则。”天皇是宗教、政治、军事领导权三位一体。由此可见，从明治到昭和天皇，都是日本军队至高无上的最高统帅，是最高战争指导者。
明治宪法巩固了天皇的地位，在法律上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它的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正式形成。
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三重特性。天皇掌握着国家大权，而这种权力是作为神祖的权力继承下来的，所以具有神政性；同时，天皇是作为日本国民的家长统治国家的，所以具有家长式特性；而天皇的权力又是通过以立宪主义最进步的各项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来实施的，所以具有立宪性。王金林指出：“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的特征，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规定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民主’双重特性。两者相比，‘民主’则是虚弱的，而封建则是殷实的。封建性与民主性的不平衡，导致了近代日本对弱小民族的残酷性和掠夺性，以及外交政策的虚伪性。”
天皇在发布战争命令时有时比较隐晦，有时是让军人揣度他的旨意先去做，然后他再根据局势发展默认或鼓励。正因为天皇的虚伪和狡诈，他欺骗了许多人。
天皇的虚伪可以欺骗离他很远的人，但欺骗不了他身边的人和了解真相的人。
比如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记载，“九一八”事变第二天，裕仁把现状作为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一个星期后，天皇再次默认了他的军官们进一步扩大行动。他批准了对位于京奉铁路（北京—沈阳）沿线的锦州的空袭，因为这是“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城市空袭。时任天皇侍从武官长的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道：“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次长退出前，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受到裕仁的激励鼓舞，二宫马上下令起草报告，论证轰炸锦州的必要性。1932年1月8日，裕仁天皇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曩者满洲事变勃发，关东军将士基于自卫之必要，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完成芟伐，此后，凌艰苦，冒祁寒，荡伐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任务，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
历史学家井上清对天皇嘉奖敕语进行了如下评价：“这一敕语清楚地表明：裕仁的军队不管是擅自发动侵略战争也罢，擅自扩大战争也罢，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认为是应该加以赞赏的。”裕仁天皇以敕语的形式把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从“无诏书的战争”变成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的“圣战”。
“天皇制是一种机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绝对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极端化。以明治宪法为标志，近代日本极端的政治结构和极端的伦理结构完成了体制化和法制化，为日后日本走向各种极端奠定了制度基础。井上清指出：“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天皇必须承担战争责任。”
井上清进一步指出：“裕仁作为大日本帝国军队唯一的最高绝对权威，是根据他自己对各种条件、情况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判断，推行和指导了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为止的一系列侵略战争。”“裕仁杀害了数千万亚洲人”。因此，裕仁是“战犯、法西斯，是杀害5000万亚洲人的最大最高元凶。”
军阀，专制政体的柱石
在天皇专制政体中，国家军队由天皇统帅，这不仅确立了天皇是日本最高军事独裁者、军队非国家化，也确立了军人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具体指挥军队的军部直接对天皇负责，军部也逐渐获得了次生的独裁地位，享有在国家决策中明显高于其他政府各部门的特权。“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
张学良对日本军部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尤其是对日本陆军参谋长地位的认识。他指出：“那时候，日本的军人在宪法上的权力太大了，根据法律，陆军参谋总长可以不经过政府，有直接上奏权，内阁不能问。”
“换句话，内阁对军事上没用。这参谋总长有上奏权，太厉害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军人的地位，是在明治维新后伴随军事近代化逐渐确立起来的。明治初期，国家军制采用的是军权从政主义，军权归属于政府。但在实际用兵时，出现了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军事机关，后在山县有朋等人主持下，模仿普鲁士，建立起直属于天皇分管军令大权的陆军参谋部，军令大权被分立出来，只将军政大权归属于内阁。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种军政关系。
根据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率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的行使由参谋总长辅佐，参谋总长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即凡事关军机军令，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这就是战前日本盛行的“统帅独立原则”。它把军机军令同一般的国务事项截然分开，从而排除了国务大臣的干预和过问。内阁总理大臣最多只是接受帷幄上奏后根据敕裁的结果所做的事后通报，至于事前上奏的内容和目的，甚至上奏的范围等等，均无权知晓。
从法律角度讲，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军队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光环中，陆军参谋长成为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心”执掌者。
1893年，明治天皇又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根据条例，战时海军军令属于作为幕僚长的陆军参谋总长。大本营的幕僚全由陆海军将校组成。国务大臣（包括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和作战领导事宜。不仅如此，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创设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1900年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确立，是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内阁实行的一项特殊制度。1913年大正政变后，山本权兵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废除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被认为是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举措之一。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法西斯军人控制军部，内阁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特别是陆军）借此机会控制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日本最高权力机关。此后直到“二战”结束，内阁总理大臣多数由军人出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由美军占领，原内阁组织形式也随之废除。）内阁成员中的陆相和海相，必须是现役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大将或中将），陆相和海相虽为内阁成员，却只需对天皇负责，这“与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帷幄上奏权相呼应，决定性地加强了军部处于政府和议会之外而独立的体制”。
所以张学良说，内阁对军事上没用，参谋总长有上奏权，太厉害了。“日本，到我说的那个时代，无论什么人组阁，如果军人不同意，那内阁组不成。”
作为“现役武官”，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成为军阀集团（军部）在内阁中的代表，表面上他们也是政府成员，但背后操纵他们的是军阀集团。
军阀集团不仅利用“现役武官制”随心所欲地操控政府，甚至可以“毒杀内阁”。即当内阁不能满足军阀集团的要求时，或者军方与内阁政见不一，军阀集团可指使陆、海军大臣直接向天皇请辞，而且不再推荐继任人选，从而导致首相只能率内阁总辞。由此军部可以用这一招来“绑架”内阁。如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注：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早年沉湎于中国文化，能用汉文赋诗填词，后留学法国10年，深受欧洲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影响。1881年回国后，创办明治法律学校，即后来的明治大学。他还创办了《东洋自由新闻》，鼓吹自由和民主思想。但是，社会上层人士认为，像他这样的宫廷贵族从事新闻是“有失身分的可耻行为”。因此，他们说服天皇，颁诏强令他弃文从政。岂料，他从此一路青云，先任日本驻奥地利、德国、比利时公使，后调任内阁大臣、枢密院议长。从1901年到1912年，他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倡导社会改革，削减军事开支，对开始萌动的军国主义思潮表示担心。但是，他的政策主张在当时很难推行。1912年，他退出政坛，天皇赐予“元老”殊荣。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中，他仍得到天皇的宠信，历届内阁总理大臣均由他提名，奏请天皇批准。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常以元老身份出面裁决，成为天皇的政事顾问。狂热的右翼分子对他十分忌恨，曾几次企图谋杀他而未遂。）削减开支，但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朝鲜）治安”为由，要求扩军，增加军费。西园寺公望和大藏相认为政府财政困难，予以驳回。陆军参谋总长便指使陆相利用帷幄上奏权向天皇奏上辞呈，并且不指定继任人。结果，西园寺内阁垮台。这件事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已经成立的文人内阁，军方可以随意搞垮，即使武官出任首相，施政方针如果不合军阀集团的意愿，也可以让内阁组不成。如1937年，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却因为裁军（主要是对被裁军官安置不力）问题，遭到军阀集团的敌视。因此当宇垣出面组阁时，军方不提供陆相人选。宇垣内阁胎死腹中，首相直接卷铺盖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