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
法西斯就是“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争霸世界为其一切重大政策根本出发点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日本法西斯所发动的战争是蛇吞象的战争，法西斯分子最懂得，对外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就不只是军队之间的战争，必须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了侵略的需要，日本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张学良说：
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到了年龄就是预备军人，往上去就征兵到了军队了，到军队当上两年，下来以后就叫后备军人。从预备军人开始时就受军人训练了，所以日本国情就都是军人，预备军人、现役军人、后备军人，都是军人。换句话，那壮丁都在军人手里。所以日本军人的势力那么大呢，整个国民都在军人手里。
日本没有老百姓，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国家的结果。日本军人为了扩大对外战争，将整个国家的资源都纳入了战争轨道。
后来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1909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时，主持修改制订了《陆军教育令》、《陆军补充令》，第二年，即创建了帝国在乡军人会，田中义一任首任会长。他创建在乡军人会的目的就是“使军队教育和国民教育保持一致”，最终促成国民与军队的统一。他认为在乡军人会是“连接军队和国民的连锁”。即把现役军人通过退役军人和没有当过军人的普通国民连在一起，锁在一块。1915年，田中又创建了全国青年团。在乡军人成员是年龄较大一些的退役军人，青年团成员则是在校学生和没有入伍的社会青年，他的构想是以现役军人为中心，把当过军人和没当过军人的人都组织起来，构筑起一个小学→青年团→现役军人→在乡军人的梯次结构的举国皆兵体系。
在乡军人是张学良所说的后备军人，青年团是张学良所说的预备军人，试想，国民当中除此之外还有多少适合打仗的人呢？因此，张学良说日本没有老百姓。
田中义一说：“如果我们面向未来，并能正确地领导六七年后，数目将达三百万的后备军人和全国青年，我们将能完成控制民众的理想并巩固国家的基础。”“九一八”事变时，在乡军人会在中国东北起到了战争别动队的作用，其数量和现役军人不相上下。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正规军人数为14760人，而在乡军人达12122人，如果再加上青年团，从数量上远远大于正规军。
日本为什么把老百姓都纳入战争轨道？田中义一说得很明白，因为未来的战争不仅是军队及军舰的战争，也是全体国民的战争，只有全体国民人人倾尽所有的力量，才能决定战争最后的胜败，所以要进行国家总体战。另外，他还出版书籍，在国民中宣传他的总体战思想，意在提高国民对总体战重要性的认识。“欧洲的战争是举国战争，不单是军人的战争，这是非常明确的。”1918年田中出版《欧洲大战的教训和青年指导》一书，书中写道，以后的战争，不问男女老弱，只要你是个国民，你就是个兵。除田中外，日本陆军大将兼政治家宇垣一成也认识到总体战的重要性：“未来的战争不只是军事的交战及军事的操纵术，而是组成国家全部能源的大冲突，依据全部能源的充分运用，来决定战争的胜负。”“现在是国民皆兵之时代，战争本身已成为国民的战争”。因此，在军队等各方面运用上，应“据此根本方法运行之”。
宇垣接替田中任陆军大臣后，非常重视对预备军人的培养与教育，积极筹建青年训练所。1924年，在缩减军备的强大压力下，陆军削减了4个师团，而节省下来的经费的一部分用来组建青年训练所和指派现役军官到各中学担任军事教官。宇垣认为，对十几岁的少年进行军事训练，可使青年人与军队密切接触，了解战争，使社会成员都成为天皇之下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人，这是强国的重要手段。日本“皇军”创始者山县有朋于1917年提出，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赢得胜利，“务必动员全体国民，用尽其力，依靠上下一心、举国一致的力量”。
日本军部为了借鉴国外战争经验，专门成立了临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后发行五版“关于参战诸国的陆军”的报告。报告中专门有“国家总动员概说”一节，明确提出：“近世的战争是国家总力之战，非仅军队之争。” （注：这一时期，日本出版了许多关于总体战争的书籍：1916年出版了《国民皆兵主义》（楠濑幸彥著，黑潮社1916年版）；曾担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佐藤钢次郎中将于1918年发表了《国民的战争和国家总动员》（二酉社1918年）一书，1920年出版了《国防上的社会问题》（冬夏社1920年），《国防上的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书中提出“国民军队化”、“军队社会化”的国防构想，意在建立总体战体制；永田铁山于同年向日本陆军大臣提出《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日军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永田铁山在这方面下的力气更大，他在研究欧战的基础上，结合日本实际情况，花了数年时间，于1920年完成了一份180页的长篇报告书，题目为“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这份报告既是对欧洲一战的战争总结，也是未来日本对外战争的总体战蓝图。永田把国家总动员定义为：临时地或永久地对国家权限范围内的一切资源、机能进行统治和配置，使之最有效地利用于进行战争，主张将来应该采取的动员包括国民动员、产业动员、交通动员、财政动员、精神动员等。显然，永田的构想远远超越了田中和宇垣。
日本国民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也被日本政治家、军人纳入到总体战的框架之内。这就是日本浪人。日本浪人表面上是到中国来找饭吃的破产武士，实际上也被纳入现役日本军队的指挥系统。张学良说：“日本所谓的‘浪人’，不是有地位的人。”日本浪人，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产物。
日本早在德川幕府时代，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执掌着国家统治大权，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幕府将军、大名（诸侯）为代表的上层武士到低级的足轻（步卒）下层武士组成，上层武士掌握幕府及诸藩政权，并拥有封地，中下层武士只能从将军及大名那里领取禄米。（注：日本武士阶层分不同等级：幕府将军、大名（将军的家臣、诸侯，又称为“大名”。大名，类似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藩士（大名的家臣）、士卒（藩士的家臣和士卒）。这样，从将军到士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封建武士阶层。）1869年，明治政府强制剥夺了封建武士阶层的特权，将军、大名等中上层武士因由政府赎买其土地而转化为仅次于皇族的统治阶级，称为华族，大批下层武士失去俸禄，离开主人家，落魄为无业游民。于是，一个具有新的历史特色的阶层——浪人阶层产生了。因此，张学良说浪人“不是有地位的人”。
好多人（浪人）他没有职业，……日本这个浪人等于有组织一样，他愿意这样，那头山满（注：头山满（1855—1944），日本在20世纪初右翼政治领袖、军商，极端国家主义秘密团体黑龙会创办人。黑龙会即为浪人组织。）呢，他就是浪人的头儿。
浪人在日本国内他有很大一个团体。
日本下层武士失去生活来源后，一部分乔装成“国士”、密探“流浪”到朝鲜、中国沿海，除肆无忌惮地进行贩毒、走私、暗杀、绑架、敲诈、掠夺，以及贩卖妇女，开设妓院等活动之外，还充当日本军事谍报机关的鹰犬，并频频挑起事端，为日军动用武力制造借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一支别动队。先是无组织的“流浪”，后来有一些流氓政客、野心家，将他们组成有明确纲领和较严密组织的民间右翼团体。
张学良提到的山头满，即为“蒙满派”、“征韩派”的代表，他创立了“玄洋社”（注：玄洋社，日本民间第一个对外秘密情报组织。日本下级武士打着“光耀皇室”、“尊崇帝国”的旗号，于1881年（明治十四年）在九州成立。九州岛西北与朝鲜半岛之间有一片海域叫玄界滩，是日本通往朝鲜半岛的“必经之路”。只要越过“玄洋”，就可抵达朝鲜半岛，也意味着已经登上了亚洲大陆。16世纪末，丰臣秀吉曾两渡“玄洋”，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玄洋社”借“玄洋”之名，企图实现再次登上亚洲大陆的野心。玄洋社成立后，以“破支那，胜俄国，并朝鲜”为“奋斗目标”，倡导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该组织派遣大批浪人和间谍前往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刺探各类情报。早在1882年，头山满就向中国派遣了100名玄洋社成员，搜集各地政治、军事情报，并绘制地图。玄洋社表面上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军方却在暗中向玄洋社提供资金支持。自那时起，日本已经形成了两条情报搜集渠道：一条是军方下属的情报机构，另一条就是玄洋社等民间社团通过秘密活动搜集情报。）、“黑龙会”等组织（注：黑龙会，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民间军国主义团体，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存在时间最长（1901—1945年）、影响最大的民间右翼团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俄在东北亚地区冲突的加剧及日本右翼浪人的“大陆雄飞”野心，催生出了这一右翼组织。主要首领为玄洋社创办人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与日本政府、军部、财阀关系密切，专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效劳，从事谍报、策反、挑衅活动。如策动张勋复辟，策动溥仪与日本合作，为“九一八”事变制造借口，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等。鼎盛时主体成员多达十万人，对日本右翼势力影响巨大，从黑龙会中先后孽生出犹存社、血盟团、大日本生产党等一系列右翼团体，成为日本右翼团体孽生的母体和摇篮，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壮大和日本的法西斯化影响颇深。），成为日本浪人的总头子。玄洋社是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政治团体，对外扩张侵略的急先锋；黑龙会则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民间右翼团体，主张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具体目标是先排斥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继而掠取黑龙江以北地区，接着实行所谓“日韩合作”，吞并朝鲜，占领中国东北。玄洋社、黑龙会虽为浪人团体，但在军政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常以威胁、暗杀等手段迫使政府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日本右翼团体，大多属于玄洋社、黑龙会系统，骨干分子则多数是其信徒。“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右翼团体急剧膨胀。1927年右翼团体已有百余，1932年已经过千，1939年日本全国的右翼团体已发展到1733个，成员多达182192人。日本侵华的许多头面人物，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都是右翼团体的骨干，头山满的门生。
日本浪人是一个成分极其复杂的社会组织，有的是现役军人，有的是退伍军人，两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的川岛浪速（注：川岛浪速（1866—1949），出生于日本武士家庭，20世纪初期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日本浪人。“满蒙独立运动”的发起人，和硕肃亲王善耆的朋友，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从军，转战中国大陆和台湾。为台湾总督乃木希典所赏识，成为台湾总督府官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兼任军政事务官，与清朝肃亲王善耆结义为兄弟。清朝灭亡，让善耆秘密从北京逃往旅顺。翌年推动满蒙独立运动。1914年，善耆将女儿送给川岛当养女，取名川岛芳子。），就是军人身份的浪人。张学良说：“肃亲王的姑娘（川岛芳子——笔者注）的义父，是浪人之一呀。当年呐，那个日本人川岛，是肃亲王的管家，那么肃亲王死了之后，整个肃亲王的家就在他手里头了。川岛，他恐怕也是个军人。”
在一般人眼里，人们看到的是：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仅用不到50年的时间，就在世界的东方堆砌起了一个足以威胁整个亚洲的金字塔帝国，整座金字塔放射出一种刺眼的、令人生畏的极端色彩。张学良透过高耸的塔身和极端的色彩，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内部结构，敏锐地发现，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是至高无上的天皇，塔基是已经军事化的国民，塔身是一群狂妄的军人，并看到整座金字塔被一部扭曲了的宪法禁锢着。由于极端被宪法包装着，既增强了其结构的稳固性，又增强了其欺骗性，致使其耸而不折，极而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