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侵略，是日本不变的国策
“从日本的国策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要求是无厌的，势在必统治中国而后已。”这是张学良在1936年秋发表的《抗日理论与实践》一文的主要观点，也是目前我们能查到的唯一一篇比较系统地论述他对日本看法的重要文献。
“大陆政策”，是日本的传统国策。从山县有朋时代便已有具体的内容。那时的“大陆政策”，可以分为下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吞并朝鲜为目标；第二个阶段，以确保东北利益为目标；第三个阶段，在利用欧战期间各国不能顾及东亚的时代，以武力胁迫袁世凯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长安县王曲镇，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日本的“大陆政策”开端于明治维新前，至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而在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其发端、成熟、实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是日本近代长期奉行的最高国策。
“大陆政策”的始作俑者不是山县有朋，而是日本脱离中华文化第一人——丰臣秀吉。1591年，丰臣秀吉写信给印度总督，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丰臣秀吉在初步完成日本的国家统一之后，就企图先占朝鲜，而后征服中国，定日本国都于北京。如果从丰臣秀吉计起，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幕府末期日本军事思想家佐藤信渊继领了丰臣秀吉之思，提出“海外雄飞论”和“宇内混同论”。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里，勾画了一幅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计划图：“皇国”，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日本“为世界万国之根本”，“皇国开发他邦，必由吞并中国而肇始”。“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满洲之地”与日本“隔海相对”，“顺风举帆，一日夜即可到达彼之南岸”。“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以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取应天府，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中之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他的这种先攻取“满洲”的策略，自明治维新后之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次第得以实施。
这份逐渐清晰的蓝图于1868年正式写进《天皇御笔》，表述为“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明治大臣江藤新平提出日本“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将北部让给俄国，将南部收归我日本所有。以十年为期，在支那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如果说上述这些议论还带有个人构想性质，到了19世纪80年代就成为具体的国策了。1887年，山县有朋主持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提出要在五年内做好战争准备，先以“海军击败清国海军”，然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使之结城下之盟，达我目的”。（注：《清国征讨方略》建议：日本战胜后，应将中国分割为六块：（1）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省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10日里（1日里约合8华里）之地，皆划入日本版图。（2）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3）于中国本部割长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立王国，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以镇抚民心。（4）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为日本的属国。（5）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6）于内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杰出者为各部之长，由日本监视之。文件最后还大力鼓吹：“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于清国之可乘之机，乃欧洲或中亚战乱之时，现在磨刀以待时机，最为重要。”）这是一个分割和灭亡中国的计划，是日本最高层次的官方文件，其内容和观点具有权威性和纲领性，充分体现了日本的国家意志。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又全面提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侵略理论，把所谓的“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独立自卫”的基本方针，十分明确地把中国列入日本的利益线之内，从而使大陆政策具体化、公开化。此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一线路图发动的侵华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预期目的。
“日本是要把中国分裂。日本的政策，一块一块地把你吞了。先是东北、满蒙。”
“那时日本和英国差不多是等于暗中有默契，英国在华南，加上在云南那边是法国的势力，他们想瓜分中国。”
“其后到了田中义一时代，完成了大陆政策全部纲领。内容较山县有朋所主张的更为积极，公然要征服满蒙、中国以至全世界。憧憬着建立日本天皇统治下的世界帝国。”张学良特意提到了田中奏折。他说：“关于田中义一大陆政策的内容及其推进办法，在田中义一奏折中叙述的很详细。那篇奏折是本人在东北时获得的，从各方面证明那篇东西确是真的。” （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注：《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中国史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日本一些学者声称这个文件是中国人伪造的，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是稻生典太郎的“奉天辽宁国民外交会”日本通“伪造”说（稻生典太郎：《围绕〈田中奏折〉的二三问题》，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日本外交史诸问题》（一），1964年版，第87页）；二是高仓彻一的中共“伪造”说（参见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下册，东京1981年版，第668—671页）；三是秦郁彦、王家桢、蔡智堪“伪造”说（日本《产经新闻》1984年8月15日）。还有一说，即苏联情报机关的“杰作”说（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9月7日）。上述“四说”只是说，至今未拿出任何相关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沈予先生曾于1995年撰专文考证《田中奏折》之真伪，此文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沈先生称：《田中奏折》是地道的“日本造”。这样论断，可以铃木贞一本人在1940年和战后的两次谈话作为依据。铃木贞一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它为人们一直困惑的《田中奏折》的来历问题提供了明白无误的答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是地道的“日本造”。）1929年在日本召开的讨论所谓满洲问题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阎宝航首次散发了一份名为《田中奏折》的文件（注：把《田中奏折》在国际范围公布出去的是阎宝航。阎宝航，字玉衡，辽宁海城人，当时是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10月28日起至11月9日，第三届国际太平洋会议在日本西京（京都）召开。东北方面派阎宝航为代表参加。阎把《田中奏折》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在预备会上分发给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代表，遂引起会议代表强烈反响和震惊。1929年12月，在南京的《时事月报》杂志（第1卷第2期）上公布了中文版《田中奏折》，这是国内最早公布的媒体。），指证这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奏章（注：东方会议：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6月27日，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第九天，田中在东京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对中国强硬的侵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后来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该奏折表明，日本企图征服满蒙，进而征服中国，最后征服全世界。由于其内容不仅说中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欲望，而且也与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大体吻合，所以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日本学者一般都否认《田中奏折》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内奏，也有中国学者倾向于田中奏折并不存在。（注：参见邹有恒：《“田中奏折”真伪论》，《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
张学良说那篇奏折是他本人在东北时获得的，张学良是怎么获得的呢？《田中奏折》出笼后，曾遭到日本反战派人士的抵制，他们努力使这一阴谋公之于世，希望用世界舆论来阻止日本军阀发动对外战争。中国政府和爱国进步人士得知有《田中奏折》后，便千方百计谋取这一秘密文件并公布于世。其关键人物就是张学良、蔡智堪（注：蔡智堪（1888—1955），台湾人。成年后赴日经商，结识许多日本政商人士。蔡在《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香港《自由人》1953年8月29日）中具体而细致地回忆了该事件的全过程：东方会议后，田中密奏即有所风闻。“192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蔡在私寓宴请客人，“下女送上沈阳寄来小包邮件，打开一看，乃系大饼（点心）一枚”。“席散后剖饼视之，得王家桢手书……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蔡于是决计“运用国民外交技术，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取得这一文件。前内务大臣、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二郎表示：可以协助蔡“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同时，元老派也反对田中“武力外交”，“认为田中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政策”。经过床次联络，蔡智堪终于得到反对田中政策的内大臣牧野伸显的支持。“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十一点五十分，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锈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碳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以描出。”“费时两夜”抄完。）、王家桢。当时任张学良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注：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襄助张学良“办理对日外交事宜”，着力收集日本政情资料。据王回忆“这年年尾（1928年）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这“就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田中奏折》”。1929年春译出后“面呈张学良”。（注：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张学良是最早知道《田中奏折》内容的中国人之一，《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东北的，尤其在东方会议上有一项重要内容讨论得最为激烈，即如何处置张作霖。关东军方面的意见是：策划东三省自治，敷设新铁道，若张作霖对此支吾搪塞，则“推举帝国以为之适当人选作东三省长官”，如“有拒绝我之对满蒙政策之实施，则断然排斥之，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材锐市认为，仅利用张作霖一人乃短识之见，宜选择合适的人物取代张作霖。东方会议最后的结果形成了文件《对支政策纲领》。其要领为：（1）满洲是关系日本国防及国民生存之重大利害地区，在满蒙“如有侵害我特殊利权地位之时”，则须“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措施”；（2）在中国本土则在支持“稳健分子”（注：“稳健分子”系指蒋介石。蒋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得到日本方面确认。当时还在外相任上的币原，命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与蒋接触。矢田通过中介人黄郛与蒋接上头。密谈后，蒋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赔偿日本在“南京事件”中的一切损失，而且还趁机向矢田透露了自己准备整肃共产党的决心和计划。）之同时，镇压“不逞分子”，并决心对在华居留地实行现地保护政策。“稳健分子”指的是蒋介石，“不逞分子”大概指的就是张作霖等人了。东方会议不久，张作霖即死于日本军人之手。张学良对《田中奏折》不能不重视，对其条文做了仔细研读。田中在奏折中说：
我对于满蒙权利如可真实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为假面具，而风靡支那400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征服印度与南洋各岛，以及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及欧洲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大陆者，握执满洲权益，乃第一关键。又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
（至其吞并东北之办法是这样说的）扶植一亲日政府作傀儡，日本操其实权，威胁利诱，使为我用。迄酝酿成熟，于是出其不意，揭去外幕，正式宣告满洲归并日本！这与吞并朝鲜的办法，原无二致。（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吞并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部分。20世纪初期，日本加速了推进“大陆政策”的进程。1904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韩日议定书》：朝鲜承认日本在朝拥有军事行动自由权。1910年8月，日本迫使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进行了长达35年的极为残暴的殖民统治。）
张学良在分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过程和内容后，断言：“日本为了完成其传统的国策”，“一定要统治全中国”。（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并进一步分析了侵略中国是日本不变国策的其他原因。
第一，从帝国主义的政治本质上分析，日本一定要侵略中国。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它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必须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俄国的几次战争结果（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为日本带来“新的领土和资本积蓄，产生了增进新剩余价值的机会。那些战争，都是为了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必然的产物而发生的。”“在各个不同时代里”的每次战争，都“暂时缓和了累积到当时为止的日本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同时在那里扩大再生产”，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自从世界大战（指‘一战’）到现在，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的矛盾又感到不可开交，剩余价值与生产品过剩，和原料与市场的缺乏成正比例的发展，其结果，唯有积极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疯狂地向弱小民族的中国来进攻。” （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第二，日本为了消除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一面要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一面要负起进攻苏联的先锋任务。日本在进行进攻苏联的过程中，也要统治全中国。”日本为解决内在矛盾，就要向外发展，向外发展的结果，必须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矛盾。日本法西斯理论家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力量对比，认为“假如日、美完全是提携，定能使疲弊的英、法、意等国家屈服”，那么美国就可以和日本一道瓜分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权益，从而获得更多的“海上自由”。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聪明的日本帝国主义”，便“微妙的利用进攻苏联的政策”，来平衡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日本预料德、意的兴起会使凡尔赛和约成为“一片废纸”，便与德国寻求建立同盟关系。（注：日德条约，即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遭到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它在国际上更加孤立。日本政府敏锐地感觉到，苏联和英美等国家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对日本是个最大的威胁。由于苏联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中国援助最多，因而，日本将外交重点放在遏制苏联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对德外交，企图通过德国牵制苏联。遂于1936年，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必须“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个协定的签订，使日、德两国法西斯建立起公开的军事联盟，以联合起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无论是设想与美国结盟，还是与德国立约，“都可以说是进攻苏联政策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占领东北，积极作进攻苏联的准备，确已负起进攻苏联的先锋任务。在进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无疑的它不仅要占领东北，还必须占领华北、西北、整个中国之边疆，来控制整个中国的内地，否则，它以为无以制胜苏联。” （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第三，日本统治中国的办法是，先“用武力占领未开辟的边疆”，再以“经济侵略”的手段“控制已经疲惫的内地”。张学良认为，“日本统治中国的办法，从一位日本法西斯派权威学者北一辉所著的书可以看得出来。” （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北一辉所著的书，即《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正在上海的北一辉深感“大日本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交相并至的未曾有过的国难”，日本的世界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已经失败，需要回国“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他在上海“烦闷懊恼了一个月、执笔一个月”，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书是北一辉的主要政治理论著作，也是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代表作。北一辉认为，日本如果占领了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海就能有泰山之安”，但这仅仅是最低目标，更高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至于朝鲜，他认为过去是一个80岁的老太婆，现在是一个10岁的少女。朝鲜无论作为老太婆还是作为少女，都没有自立的能力，应该投入日本的怀抱，成为类似日本北海道那样的“西海道”。为了实现这个“大日本罗马帝国”，他非常明确地宣称：“支那应该是日本的前卫”。
北一辉的书，张学良显然读过，他说：北一辉主张，先占有中国的边疆，再夺取中国内地，“把内地夺取后，一定要花费许多钱来经营管理，不但无利可图，甚至会赔账。所以对内地，只要控制得住，先占有原料市场，进而实现资本与生产的独占就可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办法，大致没有违背这种主张。”日本对东三省、绥远进行武力夺取，对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进行经济侵略。
这种办法，对日本帝国主义实在是最实惠的，既可缓和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又可以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同时，这种办法，对中国方面来说，又是最厉害的，夺取了边疆，占领了国防要地，切断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络，等于使中国困守绝地，无法不俯首帖耳的听命。用经济侵略内地，不和当地民众直接冲突，喝了我们的血，还叫我们不发觉，不知起来反抗。用经济控制的办法，实在比用武力征服聪明得多，厉害得多。
本人在东北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首先也是提出“经济合作”的要求。他们所谓“经济合作”就是经济侵略。（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我常同日本人说：我们是主人，你们是客人，对于我们财富的开发，我们是有自主权的。即使需要你们的人力和财力，就是技术和资本，同你们合作，但在数量上你们是不应该超过我们的。其办法具体的说，我们出55%的人力、财力，得55%的利益。客气点的，各出一半，各得一半。这在我们这方面已经是很让步了，你们不答应，我们再退一步，你们出55%的人力、财力，得55%的利益。你们若再不答应，你们定要出90%的人力、财力，（得）90%的利益，这叫什么合作呢？” （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第四，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目的有四种：（1）解决“日本国内工业原料的供给”不足问题；（2）为日本商品开辟“新市场”；（3）向东北移民，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稠”问题；（4）实现对东北“资本的独占”。（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极富侵略性和扩张性，并产生了强烈的霸权意识。尽管此时的日本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上仍远逊于欧美强国，但其国家“使命”中所潜伏的与欧美列强对抗的意识却日渐增强，它所奉行的暂与欧美妥协的权宜之计，实际上隐含着将与欧美列强在东亚竞争进而争霸的战略企图。欲与强国争霸，须有强大的国力，而日本的野心与其国力是不相匹配的，这就导致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有了特殊的“使命”。井上清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时曾征引过一段话：竞争瓜分东亚的主要目的，就日本来说，正如伊藤博文露骨地指出的那样：和“仅仅为了侵吞国土或荣誉”的“昔日之战争”不同，“其目的在消除向国外扩充工商业利益时的外来障碍，或主动地向世界扩展工商业”，即“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伊藤博文演说集》）。伊藤博文所说的对外战争“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是指在对东亚弱邻进行殖民征服时必须给日本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以弥补日本扩张野心和其国力贫血的矛盾。
张学良指出：“日本是一个岛国”，“可耕地只占六分之一，人口有6500万”，地少人多，无法支付因对外侵略而带来的异常庞大的军费开支，它只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侵略战争的目的不仅是掠夺被侵略国家的经济资源，而且，掠夺经济资源也是侵略战争的本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他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注：恩格斯：《反杜林论》。）
张学良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对东北‘布洛克经济’已经完成，即东北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了。”张学良解释“布洛克经济”时说：“‘布洛克经济’有人译作集团经济，就是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后，随即策划了“满洲国”，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把东北完全置于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下，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轨道上，使东北成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消化日本人口的场所和资本独占地。
1936年6月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演时说：“日本为倾销其本国过剩生产品，来维持其垂危的国民经济，满足其资本家的欲望，而来武装走私。”中国海关“自去年（1935年）8月至今年（1936年）4月止，其损失2500余万元。4月份损失竟达800万元，照此推算，每年（中国）损失要在1亿元左右，相等于每年全国关税收入三分之一。诸位看看这种情形，该多么使人痛心！这种国家，走私损失，相等于每年全国关税收入三分之一的国家，还成为国家吗？” （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张学良在《抗日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引用大量数据来说明：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完全掌握在日人手中。东北人民血汗的金钱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吸收去了”，他还例举日本对东北投资数字，论述日本对东北资本的独占性。
张学良对日本的移民侵略十分关注。早在日俄战争之后，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即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递交了一份《满洲移民论》的备忘录，在此备忘录中充分论证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重要性。
后藤新平移民计划的目的是：一方面在满铁“附属地”形成日本移民集聚地区，然后扩展到中国东北的广大农村，以造成日本在中国人口扩张的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后藤新平认为，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虽败，但实力尚强。因此，日俄两国间的战争，“未必以满洲一战可以结束，第二次战争不知将在哪一年到来。……我在满洲必须居于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其得心应手之计，必当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其中必以移民为要务”，“我们倘在满洲拥有50万移民”，“一旦战机对我有利，则进而作好入侵敌国的准备；于我不利，则岿然不动持和以待时机；这便是经略满洲大局的主张……”
此后，后藤新平多次在讲演中强调，“此事取得成功，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手段就是争取日本人能够自由永久地借用或借贷土地”，以造成日本人在中国长期定居的历史事实。即使有一天日本所拥有的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归还了中国，定居下来的日本人也会仍然存在。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也强调指出，日本“迫切需要一批稳步扎根这块土地（指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这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
张氏父子执政东北期间，对日本进行的移民侵略和“商租权”问题采取了抵制政策。如“凡日人在奉商租地亩，或以地亩抵押借款者，必须呈由当地县知事或交涉员验明。”即禁止中国土地所有者与日本人私相往来。东北地方政府并给各县知事下达密令：“人民商贾等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否则，“将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从“二十一条”签订至“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张学良对日本的土地商租权一直坚持这种策略，使土地商租问题成了日本一直试图解决，但又始终未能解决的“悬案”。
对商租权的抵制，从根本上有效地抵制了日本移民计划的实施。日人也看到了这点：“奉天官宪不论上下都在外表上扮成亲善的样子，尽管极力取缔那些无疑的轻举妄动，但在里面却包藏着强烈的着眼于收回利权的排日用心”，“推行着从根本上阻碍邦人安居，逐渐加以压迫以至驱逐邦人之策”。致使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活动遭到彻底失败，农业移民“仅有千人”。
1932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方案，计划在15年内向中国东北移入“普通移民”10万户，“屯兵制移民”1万户。（注：〔日〕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农业移民方案》，立案调查书类第2编第1卷第1号，第12页。所谓“普通移民”，即没有军队经历的、以普通农民为主体所构成的移团。所谓“屯兵制移民”即“武装移民”，以退伍军人为主体，他们携带武器、在警备上相当于屯田兵制的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和作战能力。）“屯兵制移民”对象“不仅是兵农兼顾的军人，同时又是具有生产基础的军队。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作为兵的方面不是绝对的消费者，作为农的方面又可以得到补充，是从事武术军事的特殊军人。”
张学良对日本移民数量作了调查：
1932年640人；1933年3600人；1934年6480人；1935年8648人。
“日本对东北（移民）侵略政策，因治安问题，过去显然没有成效。不过日本并没有灰心，此后5年内，预计每年强迫移民18000人。”张学良说的“因治安问题”指的是东北义勇军和东北人民对日本移民计划的破坏。张学良的结论是：从“各方面情况我们可以知道，东北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了，东北民众的膏血快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吸吮净尽了！” （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假“经济合作”为名，进行经济侵略以来，华北经济殖民地化的危机确日形深刻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不仅限于东北，也不仅限于华北，而是对中国各地一起进行，真象水银荡地一样的无孔不入。中国各地普遍的闹着工商业不景气，农村凋敝，直接间接都和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有很大关系。我们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国经济实在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经济是一国的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注：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日本为实行“大陆政策”，决心亡中国！（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