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根本不拿中国当国家看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大潮冲击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对本国地理、资源上的自卑情绪演变成急于改变劣势的自补自救心理，自补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胀，催生出与极端政治相符合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政策，被独裁军阀奉为至宝的侵略政策，促使自补式的内部“强军”和外补式掠夺的疯狂。
两种疯狂给日本带来的物质上的“狂喜”，诱发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极端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裂变，并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国家机体的变化首先使国家机器变成了战争的发动机，日本的当国者在隆隆作响的战争马达声中，彻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权操纵下，军人将对内恐怖扩展和放大到整个被战区域，其野蛮性暴露无遗。
日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
日本是个极端主义盛行的国家。极端的本质是国家意志的极端化，其对内取向是“国家至上”和“天皇崇拜”，追求民族构成的“纯粹性”；对外表现出来的心理基础往往是所谓的“种族优越论”，追求建立地区乃至世界霸权。
日本的种族优越论来源于日本神道。日本神道信奉者认为：“天若无神道，则无三光（日、月、星），亦无四时（春、夏、秋、冬）。地若无神道，则无五行，又无万物。人若无神道，则无一命，也无万法。”据此可知，神道是唯心的，认为神创造万物并主宰一切。这种唯心的世界观之下产生的社会历史观极易走向绝对主义。
在神道论的体系中，信仰的核心是神国论，神国论派生出绝对主义的意识形态——皇国论。“神道是日本民族祖先依赖的生活原理。日本民族以尊奉、赞美、体现和发扬皇祖天照大御神的御神德作为生活准则，作为国家理想。”如此而论，作为“神国”的日本国家便具有了至上的伦理地位和绝对的权威。甚至在日本流行一种“根叶花实”论：“我们日本是种下去的种子，中国表现为枝叶，印度是所开之花，所结之实。所以佛教是万法之花实，儒教是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之根本。儒佛两教皆是神道之分化，以枝叶花实显现其根源。”中国文化也就处于日本文化之下。
这种神道哲学，是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最重要的价值源头和文化根源。日本所以自认为是“万国之冠”，在于“它是普照四海四方的天照大御神出生的本国，因而它是万国之本源的国家”，“至于本朝的皇统，乃是普照世界的天照御神的后嗣，正如天壤无穷的神敕所说，直到万世后代也不动摇，只要有天有地，就一直传续下去”。周作人曾说，神道哲学，培养了日本人“对于国的感情”，又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没有被异族征服过，这不但使国民的性情可以使它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刚健质直一点”，同时，还使日本人生出了一种“军国的欲望”，这种“优越感之恶化”，又养成了国民的“兽性的爱国”思想情绪。张学良对日本的认识和周作人有类似之处，但比周作人更深刻：
日本民族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过去少受挫折，所以日本人普遍的有一种骄矜的心理，这就是所谓日本民族的优越感，或认为大和民族不得了，定可“耀武扬威于大陆”!
少数人认为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因之两国关系应该调整，容易调整。这更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其实同文同种的关系，并不能抵消一点当前的冲突。同文同种关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简直微弱得很。
一般意义上说的中日“同文”，即指日文中有大量的汉字。日本的《古语拾遗》也记载：日本“上古之事，口耳相传而已。自王仁斋论语千文来，人始识字。”黄遵宪：《日本杂事》。虽然汉字何时传入日本，学界还在探讨，但日本最初的文字来源于中国，此点无疑。甚至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也是“僧空海者，借汉字偏旁”而创。陈家麟：《东槎闻见录》。直到1981年，日本政府颁布《常用汉字表》，汉字仍达1945个。王锋：《论日本文字的历史发展及其书写系统的构成》，《世界民族》2002年第4期。这为中日交流确实带来了“笔端有舌，何待言语”之便。〔日〕比野辉宽：《没鼻笔语》。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所谓“同种”，即说日本人来源于中国。《晋书·倭人传》记载，倭人“自谓太伯之后”。日本史家也有赞同此说者，江户时代的林罗山就主张日人为吴泰伯后裔。近代学人王韬曾分析：“若言日人本中产，或间有之，未必尽然也。江浙两省密迩东瀛航海，遭风至其国中，遂留不返。”日本考古学界也有人提出日本人种与中国的越人有着密切关系。关于中日“同文同种”的观点，可参阅彭雷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关于日本人种起源，可参看应骥：《日本大和民族探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周蜜：《日本人种论》，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同文”之说，不可否认，“同种”之说，尚待考证。然而，即便是既“同文”又“同种”，也得不出中日关系容易调整的结论。“同文同种”说的是源头，自13世纪以后，日本神国意识日益浓厚，轻视他国的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原先崇拜中国，而这时（元代两次征日因遇飓风而返，日本人认为飓风乃‘神风’）产生了一种思想（日本神国意识），认为中国不足道，印度不足道，没有别的国家像日本这样高贵，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形成了当时的文化独立。”可见，自元代起，中日之间在文化上已露分道扬镳之端倪。
到了近代，日本从政府到民间，开始出现一种去汉字化倾向。早在德川幕府年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首次提出在日常公私文中废弃汉字，代之以假名的提议，到了明治时期，有人主张以假名代替汉字，也有人主张以英语代替汉字。但汉字在日本沿用已久，彻底废止汉字显然不太现实，明治政府转采“汉字制限”方案。此后多次公布汉字使用量，1899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汉字整理案》，规定常用汉字减少到2600个，1945年减少为1850个。由此观之，即便古代中日两国确实“同文”，而到了近代，在日本政府的“制限”政策下，日文已逐渐远离“汉字文化圈”。关于幕府末年和明治年间日本废止、制限汉字的争论，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9—342页。
中日两国人从体型、肤色到容貌，从人种学而言，“同种”说大致不错，但到了近代，日本在民族主义视域下，有人认为承认“日本人种源于中国”，有损日本国家体面，甚至认为不利于国家独立，“谓泰伯后，是以我为附庸国也”，要求改写史书，将写入《日本通鉴》的“日本人为泰伯后裔”说从书中删去；另一本日本史书《日本政纪》对徐福东来说“亦屏而不书”，公然篡改历史。
明朝时，日本还和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维持着华夷秩序，即日本视中国为“华”，视己为“夷”，“中夏为天地之中国，位于四海之中”，而日本则与朝鲜、琉球等一起被列为“九夷”。承认“中国诸事为好，本国系小国，以为万事均不及中国，且圣人亦只能出自中国。”明清易代后，日本认为中国“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夷之态也”。
明治维新，日本脱亚入欧，在学习西方技术、经济的同时，政治、文化也开始西转。正如福泽谕吉所说：“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日〕福泽谕吉：《脱亚论》，《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日本明治维新割裂了中日传统文化的关联与纽带，甚至视昔日之“老师”为“恶邻”。“本邦（日本）人见清国人与见欧美人大异也，视之牛猪，加以轻蔑。”〔日〕曾根俊虎：《奉总理大臣伊伯阁下书》。旅居日本的华人更切身体会到：以前“华人旅居者备承优待，其遇我国文人学士尤致敬尽礼，今则此风稍替矣。”黄庆澄：《东游日记》。日本不仅否认“同文同种”，甚至称中国人为“豚尾奴”。
日本人以前常责备我们中国人妄自尊大，其实，他们可真太妄自尊大了。好多日本人都是这种思想：东亚的主人翁是日本。中国不能独立，非受日本人的保护不可，甚至以为中国人根本不应该有国家观念，中国人根本谈不到爱国。凡是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都身受过他们这种奚落揶揄。
试一翻阅六十年间中日外交史，真可谓一部日本侵华史，得寸进尺，从无止境，盖吞并中国，为日本建国之铁则，仅时代之不同，而有政策之更迭。非币帛所能移，非甘言所能动，非割地所能飨，必扫数归其统治而后已。
日本人简直没有拿中国人当有独立人格的国民看，所以侵略我们的国家，灭亡我们的国家，还得要我们和颜悦色说日本人好，侵略得对，灭亡得对。如同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骂不准还口，打不得还手，甚至用刀杀也不准反抗。不但不准还口，不准还手，不准反抗，而且要匍匐在地下甘心忍受。这简直是太无道理了。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涌入中国东北。《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赵一荻：日本人也欺人太甚了，在南满路上，我们走那经过，四个侍卫身上有枪，被日本人抓去了，等办好交涉手续把人领回来
时，他们已经被打死了，只能吃哑巴亏。
访一：而且在咱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
赵一荻：中国人连只狗都不如，他们欺人太甚了！
张学良：连个尸首都找不到啊。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日本人有一部分特别残忍，不是全部日本人都那样残忍，就是有一个地方的人最坏，那叫什么地方我现在说不出来，尤其是军队，碰到那个地方的师团就倒了霉了。
赵一荻：日本人看中国人跟禽兽一样，没拿你平等对待，没把你搁眼里，你该死。
访二：您说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比方说军人，素质比他们差，普通教育比他们差，他们看不起我们？
赵一荻：不是看不起你，他拿你当亡国奴，在天津吧，那兵站那儿，他（张学良）的弟妹，弟媳妇，你就得站着三鞠躬，不然嘴巴子就打上来。不拿你当人。
……
张学良：问题是这样子，后来我们还是抗日呀。我说了，你杀了我不许我流血，我没办法呀，死里求生啦，能不能活不能顾了，情愿！
张学良还从世界的视野，分析了有人认为中日“同文同种”的危害：“比如德、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合作时，并不一定由于同文同种的关系，分裂时，更不能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而挽回。”更何况日本要比西方国家更落后、更残忍。他以日本和英国作比较：“印度亡于英，印度人却没有受到东北人那样的痛苦——当然印度人所受的痛苦，也是人所难以忍受的。英国能容印度有甘地，日本却绝不容在他统治之下产生甘地。”“日本这种偏狭的性格”，“是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在张学良看来，面对日本人的穷凶极恶，步步进逼，蒋介石想当中国的甘地——不抵抗主义者，逆来顺受。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长文，该文以徐道邻的名义于1935年1月发表，乞求日本不要“冥行不顾”，使用武力侵略中国，同时晓谕国人：“中国则应堂堂正正，秉持正义，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势可能，且当为日本开觉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申报》1935年1月26日至30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评论：
徐道邻过去写过一篇《敌乎？友乎?》，平静地分析中日的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结论上有这样几句话：“究竟是相互为敌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的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承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永远的智慧了。”他这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以为分析中日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还应该顾到这点，就是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不能为友。中国在日本的心目中以为不足为敌，所以他们才不屑与中国为友。惟有全国起来，一致抗日，与日本以相当打击，中日国交才有公平调整的可能。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申报》1935年1月26日至30日。
很显然，张学良不可能不知道此篇文章为蒋介石授意所写。因此文在《申报》发表后，国内报章杂志大量转载，连日本人都从此文中嗅出了“和平”的味道，张学良代蒋为西北“剿共”总司令，怎么会不知道此文为蒋介石所写呢？“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不能为友”的观点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日本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国家，越软越欺，越硬越怕。唐朝时，中国强大，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了清朝，中国软弱了，日本派出侵略军。
日本人的这一观念，对内有凝聚力，同时并存着对外排他性。“这种‘外人’与‘我们’之别的观念甚而可以发展到极端，把‘同文同种’中的‘非我’者不以人相待”。
在东北，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必须停下来，向日本人三鞠躬。日本兵无故向中国军队开枪，“被日本兵打死了一个人。结果办交涉，赔了500块钱。”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的“蛇形王国”。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日本获得俄国东清铁道南满洲支线所有权的同时也继承了铁道附属地。其后，满铁以武力为后盾，巧取豪夺，铁道附属地已不限于铁道用地，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市街用地及矿区。满铁对这些土地不仅拥有所有权，也有行政权。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而这些城市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就是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着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在侵略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日本根本不拿中国当国家看
“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共分五号，第二号中有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即为商租权和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日本顾问和中国官员白天一同出入官府、夜里住在中国官员家里，中国官民想躲也没地方躲了。
“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在做张作霖的顾问之前，我做过奉天督军张锡銮的顾问张锡銮（1843—1922），浙江省钱塘县（今杭州）人。1908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改编防军，收编了张作霖、冯德麟等部，收张作霖为义子。中华民国成立后，授任直隶都督，旋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调任奉天都督、吉林都督，1915年授为陆军上将，任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1917年后退出军政界，寓居天津。町野武马（1875—1968），日本陆军大佐。1901年来华，参加了日俄战争，任步兵第十五连队中队长。后驻屯北京。1908年受聘北京警务学堂总教习。1914—1923年任奉天督军顾问。1924—1928年为日本众议院议员。1925年再任张作霖顾问，张作霖被炸死后辞任归国。1953年出任大日本武徳会会长。。亦即1914年左右。”当时町野少校任军事和警务顾问。“翌年年初，开始二十一条问题的中日交涉。当地（奉天）日本人都集中在（满铁）附属地。他们深怕袁世凯跟日本打起仗来”。
“日本政府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銮，使其统治满洲。为此，贵官应该搬进张锡銮家。’这是我所最拿手的事。”于是，町野来到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张锡銮的家，并对张锡銮说：
“从今天起我要住在这里。”
“为什么？”
“我是你的顾问，所以要住在你这里。”
“随你便吧。”
几天后，张锡銮问我：“你是来干什么的？”
“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
“俘虏我干什么？”
“日本政府的意思是……派我来监视你，不要让你逃跑。”
町野做张作霖的顾问是1917年，町野认识张作霖始于1911年。町野在中国做了14年顾问，给张作霖做了11年，这11年，有如“太上皇”。町野自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26年，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兵败，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人，直系军阀首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皖系卢永祥，占据浙江。1925年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军阀。1926年9月对抗北伐军，失利后潜赴天津向张作霖求援，任安国军副司令。1935年11月，军统局诱使施剑翘将孙传芳刺杀身亡。求见张作霖。张作霖不见，我对副官说：“请他来。”副官有些不知所措。一会儿，孙传芳由副官领进来了。张作霖坐在小椅子上，我坐着大安乐椅子。在上海跟我吵过一架的他，目睹我有如张作霖之头子的态度，一定不可思议。孙传芳随则很自然地向张作霖跪下，但张作霖却面向背后不理。我拍着孙传芳肩膀，请他站起来。他说：“我受到陈承的攻击，只身幸免于难。我愿意拿出我的地位、财产和一切，请你们救救我。”我叫副官把杨宇霆请来。杨宇霆即时赶到。我对杨宇霆说：“孙传芳巡阅使因为这个这个理由而来。请你好好帮助他。”说毕，我便进去房间，因为我觉得日本人不应该在场。
这哪里是顾问呢？他可以违背张作霖的意志，当着张作霖的面给其副官下命令，又可以对张作霖的参谋长指手画脚。他把一切都安排完了，才觉得自己是个日本人，不便在场。这一场景足以说明日本顾问是一个什么角色了。
町野是张作霖的“太上皇”，土肥原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日本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三代特务头子。1913年，以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身份来华，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1928年3月任张作霖的顾问。“皇姑屯事件”后，转任步兵团长。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期间，利用石友三排斥张学良。“九一八”前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后任奉天市市长。炮制“满洲国”、逼签《秦土协定》，谋策“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七七”事变后，直接介入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1948年被判绞刑。也想做张学良的“太上皇”。一提起土肥原，张学良愤恨不已：“最坏蛋的就是他（土肥原），他是中国通，他做过我的顾问。那个时候日本人有两个顾问……他原来是我父亲的……我跟他闹得非常凶。他这个家伙坏透了。”“我后来跟他闹翻了，他说你没有换我的权力。我是没换他的权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说话的权力吧！我当着特务长官的面，告诉我的门房说，土肥原顾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不见。”
由此可知，当时的日本顾问有三种角色：（1）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政府的间谍，监视中国官员的一举一动，而且强行住在中国官员家里。不用说是在近代，即使在野蛮的时代也未见此种做法。（2）日本顾问凌驾于中国官员之上，态度野蛮若中国国家元首的头儿，这在世界历史上也难以查见。（3）日本顾问是派到中国官员身边的“贴身暴徒”，日本政府命令其关键时刻可劫持中国政府官员。
国家是政治组织，而这个政治组织的机关便是政府。国家享有主权、享有尊严、享有责任，而国家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国家的主权、尊严、责任要靠作为国家机关的政府来维护、行使和承担；而政府又是复杂的，并具有抽象性，政府的权力、责任主要依靠政府成员尤其是主要领导者来行使和承担，政府成员尤其是领导者既是国家主权的管理者、行使者，又是维护者和体现者。日本一个普通少校可以对中国政府首脑指手画脚，可以对中国政府的成员发号施令，可以明火执仗地要公开劫持中国政府官员，说明日本根本没有把中国的国家尊严、国家主权放在眼里，所以张学良说“日本简直就没有拿中国当独立国家看”。
当本庄繁在东北做顾问时本庄繁（1876—1945），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1908年在北京、上海从事情报活动。1921年起，以参谋本部附的身份成为“东北王”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九一八”事变前，接替菱刈隆任第九任关东军司令官。“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凌晨2点，发出进攻沈阳，占领营口、安东等8项命令，中午，将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驻沈阳，将“事变”迅速扩大为侵占整个东北的战争。仅仅用了4个月又18天的时间，日军便占领了东三省。日本几十年来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终于经他之手得以实现，日本朝野上下称其为满洲“建国之父”。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本庄繁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东北，炮制伪满傀儡政权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33年任日本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晋升为陆军大将。日本战败后，被定为甲级战犯，闻讯后切腹自杀。，曾陪我到日本观操，归途他问我：“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是留英的亲英、留美的亲美，为什么留日的反而反日最力呢？”我回答他说：“就是因为日本人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