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聪明，看事情偏狭得很
由于日本“开化的比较晚，因此日本的国民性格比较偏狭残忍。”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
一个国家在别国的土地上采取恐怖袭击的手段炸死一国首脑，这不仅仅是不聪明之举，实在是野蛮到了极限。而张学良只说是不聪明、看事情狭窄，这恐怕只有千年文明大国熏陶出来的人才有的超级雅量和胸怀。但这绝不是张学良的糊涂和懦弱，而是一种清醒和坚强。
张学良认为日本炸死他父亲，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岛国因无法理解一个大国国情所做出的错误判断而采取的极端恐怖；是一个强盗国家依据已经过时的“行抢”经验炮制出来的愚蠢。
日本从自己侵略的目的出发，愚蠢地以为炸死一个停止内战的张作霖，中国的内战就会继续，和平就不会到来。“日本人……他不愿中国停止内战。”“因为……那时候日本是完全的侵略。”日本要在中国寻找傀儡，对傀儡的第一大要求是唯日本是从，不从则杀。
一般认为炸死张作霖是日本少壮军人所为，其实，田中内阁早已筹划好了，如果张作霖不听从日本，日本即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1927年4月，田中内阁成立，“组阁后没多久的四月某日，田中首相秘密地把住在帝国大饭店之张作霖的最高顾问町野武马，请到位于麹町的别邸。在此，他俩曾经就解决大陆问题的悬案的具体方策举行了密谈。”
田中：内外的情势，教我们在此时此刻非一下子把满蒙问题解决不可。除非解决满蒙问题，确立日本的大陆国策，日本将陷于混乱，更不会有前途。我认为，甚至以武力来解决亦在所不惜。高见如何？
町野武马：如果要用武力来占领满洲，恐怕有一个旅团的精锐就够了。但我们必须考虑一点：现在我们假设在银座街头要强奸一个美女，银座，指位于日本东京都中央区的街区。该区分为银座一丁目至银座八丁目，17世纪初叶开设，是日本有代表性的最大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象征日本自然、历史、现代的三大景点（富士山、京都、银座）之一，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纽约的第五大道并列为世界三大繁华中心。要强奸她，我想是办得到的，但事后那些大哥来找你麻烦，你说怎么办？（意思是说，要用武力来解决满蒙问题，万一美英等国以武力出来干涉就麻烦了。）
田中：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因此我有一个妙案，则不以武力而以既成事实来解决满蒙问题。所以在其第一个阶段，我想请足下说服张作霖，以解决悬案的满蒙五铁路建设问题。
町野：（张作霖）其志乃在平定整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其承认舆论所反对的问题，简直是杀鸡取卵的行为。因此请您能给我两三年的时间。
田中：日本国内很郁闷，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足下如果不肯答应，那就只有用武力解决之一途。我已成竹在胸。
町野：首相既然这样坚决，那就没办法。张作霖的霸业虽然将受挫折，但我唯有让其承认五铁路的问题。
田中：好，那么我们就这样办。但我们应该怎样跟他交涉呢？
町野：首相与张作霖，以前就有不浅的因素，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首相亲自与其交涉。或者有没有能够代表首相的人物?
田中：我想请山本条太郎来办这件事，我没有请他入阁就是为了这种原因。山本条太郎（1867—1936），53岁当选众议员，步入政界，任政友会总务、总干事。1927年任满铁第十任总裁，积极推动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同年10月与张作霖达成在满蒙建设五条铁路的谅解。后因炸死张作霖事件，田中义一内阁辞职，此项计划未能实现。张作霖被炸后，辞去满铁总裁职务。著有《经济国策的提倡》等。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俄战争后开设，不仅经营铁路，而且经营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是一家支配整个东北经济的日本国策公司，也是“以南满地区建立、维持和发展稳固的日本势力范围为目的的国家别动队”，满铁总裁人选，对历届日本政府而言都是需要精心考虑的。因满铁总裁担负着贯彻日本在中国东北实现大陆政策和为扩张战争开路的任务。
町野对田中说：“山本是可以的，但要很秘密的行事，万一泄密，孤注一掷的这个大胆的企图，将化为泡影。”
接着，町野问：“如果办不到，会怎样？”
田中答：“战争。……就是办不到，也只有试试。”
山本起初是不同意就职的，“以为要他与张作霖交涉，等于要把他置于死地，因而拒绝町野之劝诱的山本条太郎，迨至听到田中和町野谋议的经过，三个人遂重新会谈。”“田中、山本、町野密谈，决定了山本将以田中首相代理的身份与张作霖谈判……；町野负责与张作霖联络等等。”
1927年7月，山本条太郎就任满铁社长，町野遂前往北京。“获悉山本要来北京，大元帅问我：‘山本来北京干嘛？’我说：‘不知道，大概是礼貌上的拜访吧？’”町野故意装傻。等到山本抵达北京的前一天，“三更半夜，町野走进张作霖的卧房。……町野是可以闯进大元帅寝室的。张作霖问町野这么晚有什么事，町野告诉他山本一行到北京的目的，并递给他有关铁路问题的文件。张作霖铁青着脸捧着文件怒说：日本想要跟苏俄打仗的铁路对不对？这是办不到的！说罢就走。”
自町野1911年认识张作霖，到1928年，两人相识已经17年，他十分了解张作霖的性格：“张作霖最大的特色是不怕死，富于决断力”。向张作霖提出五条铁路的要求，张作霖会怎样回答，町野十分清楚。所以当山本出发前问町野：“这件事，能不能办得通？”町野毫不犹豫地回答：“办不通。”
我父亲脾气很暴很暴的，他们来办最后交涉的时候，……为铁路，他把那日本人给骂了……日本那些少壮派的人感觉我父亲不听话，不给他做傀儡。
日本人那时很糊涂，太笨，我父亲也是一心想合作，但你这个合作条件太苛刻，你非要我当奴隶，那我做不到。
日本人认为炸死了张作霖，东北就归张学良了，张学良年轻好摆弄，“他想也许我父亲不在，我还好，我还比……”“我说日本人是不聪明，……你把我弄得这样了，我还能跟你合作？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我跟你合作了，做中国的事情我还做不做了？中国人还要我不要我了？所以我认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狭窄。”日本以为杀死了狮王，幼狮就好擒了，忘记了张学良是中国人，忘记了中国人最大的仇恨是杀父之仇。日本杀了张作霖，“也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难，都集中在我一个身上，杀我父亲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
日本以为中国还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还是日俄战争时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人正在觉醒。“日本完全把中国判断错误了，我跟日本人说，你们完全把中国那个时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五十年、一百年那时候，好像吓唬前清时那些人，中国人那时候都差不多觉醒了，我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没弄清楚，这是我的看法。他没弄清，所以决策都错了。”
六、也有可交之人，也有可师之处
张学良和日本有杀父之仇，对日本恨之入骨。
1928年8月4日至6日，是张作霖吊唁日。4日，驻奉天各国领事前往祭吊，日本方面前往吊唁的有：日本首相田中特使林权助、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及参谋长斋藤、满铁社长山本等。张学良曾萌生将其击毙，用仇人头颅祭奠父亲的念头。“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我几乎要把他杀掉。”“他来吊孝哇，我最难过，我昏倒了，我自己哭我父亲，我昏倒了，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知道是他们干的，也知道是对头来了。”“我因仇愤，闻之冲动万分，欲杀之以祭家父。被张辅枕、王维宙二人秘为劝阻。张以强制词，不准我乱动。王则劝我说：‘东北父老，多有所期望，付托以大任，非有私爱于我也。我虽不计一己之利害，我不能不顾东北父老之遭殃。不可图逞一时之愤，殃害无辜。而况人来行吊祭之礼，我袭杀之，此非丈夫之所为也。成大业者，须能忍辱负重，非逞快之徒，语云：打落门牙带血吞。愿我三复斯言。’”“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报仇也不是这么报法。”
张学良虽处血气方刚之年，面对杀父仇人，仍保持理性，徐图彻底解决之法。什么是彻底解决之法呢？看到日本的进步力量，促使其崛起，以敌为师，壮大自己。
日本人也有善良的，有值得交往的
徐图彻底解决之法的努力之一，利用日本政坛的矛盾，对有可能改变政局的实力派人物施加影响，利用独裁政权普遍存在的“政随人转”，人亡政息的特点，努力使日本政坛发生对我有利的人事变化。这一努力本来是悄悄进行的，被日本发现源于一张“收条”。
“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占领了大帅府，日本军人狂喜异常，但在打开张学良保险柜的那一刹那，日本人由喜而惊，由惊而辱，由辱而惧。原来，“他们把铁柜打开了。我那铁柜里藏着两件事情，一个是那块洋钱指枪毙杨宇霆前，张学良有些犹豫，遂掷银元决定其生死。张学良在口述时说，那块“现大洋啊，与杨宇霆有关系。［杀不杀］杨宇霆，我下不了决心呢！我说这段事情很有意思呀。那时候还是我那个太太于凤至呀，我当时下不了决心，我就自个儿［想办法测试一下］，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我相当迷信了，那我就自个儿跪下祷告。我就说，我要应该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扔这大洋，应该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做，请你给我，哪面我现在随便说吧，你就给我这个正面。弹一回弹到地上，掉了，我就跪在那里，我太太告诉我：‘正面儿。’那么，我再一想，再弹一回，还是正面儿，就是应该做这件事情。再弹一回，还是正面儿。那我反过来说了，假使我做的事情应该，请你［显］反面儿。那么一弹，我不看，她说：‘反面儿。’再弹一下子，她看，反面儿，我又弹一下子，她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因为她跟杨宇霆很好，我们跟杨宇霆很来往的，她说我知道你要杀人。三回都是这样。第三回她说，我知道你要杀人，所以这很有意思一件事。”，一个另外有一个叫床次床次竹二郎（1866—1943），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日本政治家。曾参加政友会、组建过政友本党、新政俱乐部并自任总裁，是日本换政党次数最多的政客。1913年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曾担任过原敬内阁、高桥是清内阁内相，1931年任犬养毅内阁铁道大臣，1934年任冈田启介内阁递信大臣。的，日本的一个政党的首领，他要回去竞选首相。日本的一个政党的首领，他要回去，回去想参加竞选。想当这首相。他跟我商量，我答应，我答应帮他。”这即是张学良和日本关系史上的“五十万元事件”。
所谓“五十万元事件”，起端于1928年底，刚刚脱离日本民政党另组新政俱乐部，并自任总裁的床次竹二郎，为推翻田中内阁，取得中国政界的支持，床次偕助手赤冢等人来华访问。先后在南京、北平会晤了蒋介石、阎锡山等中国政要。最后，他来到沈阳，希望得到张学良的资助。床次一行的到访受到张学良、杨宇霆（当时对日本外交主要由杨主持）二人的隆重欢迎。床次虽年逾七旬，但颇具政治家风度。会谈中，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并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他要率领政友本党联络民政党，共同打倒田中义一领导的军阀内阁，组成政党内阁，一旦执政，他将着手解决中日悬案问题，改善两国邦交。床次的话打动了欲与日本和平发展的张学良，张决定支持床次参加竞选。
关于“五十万元事件”，1990年8月，日本NHK记者曾向张学良求证过，“日本政治家床次氏于1928年12月跟先生见面，得到先生的政治捐款，对此有种种说法，有人说50万元，也有人说2000万元，在帝国议会更成为话题，现在我们想请问其确实的金额，和当时先生谈过些什么？”提到此事，张学良开始并未回答，十分警觉地问：“床次氏是不是已经去世了？会不会为他带来些麻烦？”
当张学良得知床次早已去世，此事与今天的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回答后说：
我跟他亲自交谈过。他说：“如果做了首相，我希望解决中日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我必须出来竞选政友会的总裁。但需要很多钱。”
我问他：“我能帮什么忙吗？”
床次很不好意思的答说：“如果能帮我，那太好了。”
于是我再问他：“竞选总裁需要多少钱？”他答道：“需二千万元。”
我说：“我来出好了。”
他答说：“不要送我，借我就可以。等我能还的时候还您。”
我们这样约定。惟临走时他说目前需要五十万元，因此我送他五十万元。据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回忆：1928年底，床次来东北与张学良会谈时，谈过竞选经费问题，但当时并未将钱带走。第二年初秋，竞选在即，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鹤见来到沈阳，先向负责东北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吐露了筹集竞选经费的此行目的。赤冢介绍说，日本本次大选，无论从人心向背上说，还是从政党人物的号召力上讲，都非床次莫属，他们现在万事俱备，只差选举经费问题。王家桢将与二人会谈的详细内容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认为：“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取胜，将来组成内阁，日本政府将会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暴力，这是值得的。”张学良让王家桢代表他进行具体交涉，赤冢提出：“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90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希望贵方负担三分之一。”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150万至200万。鹤见补充说：“我们主要的让步是，日本允许将南满铁路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符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那样。”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200万，就是再多也可以。”但为慎重起见，决定先支付其50万元，其余的在王家桢日后去日本面见床次后再说。赤冢二人收到现款，即写了一张收条。这收条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张收据。是年底，张学良派王家桢带钱赴日与床次见面。王发现床次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王便把钱带回。后来，田中内阁垮台。民政党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双方都采取极谨慎的态度。努力失败以后，张学良为慎重起见，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张学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4页。
经过没多久，我得知他没选上总裁，所以二千万元也不必要了。
五十万并没还，两千万他没要，他要要，我就给他。所以后来日本对他很不好，就是看他拿了我五十万块钱，后来日本看见了这张收条。
占领张学良官邸的日本侵略军看到这张“收条”，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位刚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已把抵抗的触角伸向了日本政坛，更没想到竞选日本内阁首相的政党将求援之手伸向了张学良。“日军从张学良金库拿到这五十万元的收据，这张收据被反对党在议会作为丑闻的证据。”“当时，就日本来说，张学良是敌人，拿敌人的钱就是卖国行为。”“床次在这椿丑闻后没多久便病逝了。”
张学良认为比较好的日本政客，和张学良接触后不是死于抑郁，就是死于非命。
1929年7月，由于张作霖被炸事件，日本田中义一内阁被迫解散，滨口雄幸内阁诞生。滨口内阁外相币原喜重郎币原喜重郎（1872—1951），曾任日本驻荷公使、驻美大使。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故有“币原时代”之称。因其主张同英美协调，“尊重”中国的合理要求，受到军部和大多数枢密院顾问的责难，被称其为“软弱外交”。“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同时也宣告了币原外交的破产。取消了佐分利贞男就任驻苏大使的内部决定，改派其到中国做驻华公使，以缓解田中内阁恶化对华外交的影响。同年8月，佐分利前往中国，广泛与中国官员接触，为重启中日交涉做准备。张学良与其也有一次较深入的交谈。
我与佐分利氏在日本领事馆谈到深更半夜，那时，满洲有许多悬案等着解决。佐分利氏说：“我回到日本以后，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我答说：“我也尽我所能，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你们不必指示我该做什么，做不到的还是做不到。”
我跟佐分利氏谈得很多，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张学良眼中这位“非常好的人”，回到东京的第九天，1929年11月29日凌晨在所住饭店右手握着手枪，子弹贯穿了他的头部。警察机关断定是自杀。但了解佐分利的人认为，他是个左撇子，右手握枪有问题。币原外相对其自杀的结论也表示怀疑。自杀前三天，佐分利和币原见过面。币原说：“（11月）27日，我与公使见过面，他看起来很好”，“从他那健康的态度和行动看来，决不会自杀。如果是自杀，我想不出任何原因。”张学良大概是最后见过佐分利的中国人，他根据对日本军人的了解，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他不是自杀，而是被杀。当时，日本的军人发疯了，不但对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元老和重臣，也用暗杀的方法。
佐分利氏去世，我非常难过。这时我觉得日本已经完了。我认为，我已经不可能与日本合作了。
当时我对日本非常不满，但又很清楚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交战的能力。因此，能让步的我都想让步。但那时的日本军人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所以实在束手无策。我们很想跟日本合作；但这个所谓合作的条件，绝不能说是条件，他们把我们中国人当作奴隶看待。
佐分利的突然死亡，给中国当局很大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曾说：“佐分利公去世，将使我们彼此的谅解化为泡影。……这是中日两国莫大的损失，实在太可惜。”
日本的军事装备、军事教育先进，值得效法
1921年秋，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访问了日本。这是他第一次踏出国门。他在日本参观了一个多月。“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戴着中国的大勋章，因而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那时昭和天皇还是皇太子，他们竟把我误为皇太子。第一次弄错是参观军事演习的时候。我和昭和同岁，我们两个长得很像。我坐在敞篷的车里，军乐队认错了，把我当成了皇太子了。皇太子一过要吹一种号，叫《八千代》（君之代）。日本国歌为《君之代》（君が代）。《君之代》最早于明治时期被定为国歌，1876年废止。1914年，日本《海军礼式令》采用《君之代》为国歌。“二战”后，盟军宣布战前日本政府的所有公告全部失效，所以《君之代》失去法律依据。1999年8月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国旗国歌法》，把《君之代》重新定为日本国歌。第二次是前往皇宫的时候。那时晋见了皇后，会见之后在外边签名时，我听说皇后曾望着我这边问道：‘那第三个人是谁？’后来我才知道皇后问我是谁的理由，因为我与当时的皇太子，日后的昭和天皇太像了。”
日本人虽然亲切而有礼貌，但我对日本人很不满。因为他们对中国人常常要用权力来制伏，喜欢炫耀日本有这样那样强大的势力。我是一个毫无惧怕地抵抗好炫耀势力的人；因此，访问日本回国以后的我，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好。
日本NHK记者曾问张学良：“当时，中国人参观日本的军事演习好像是一种时尚。中国的领导者之中，也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这些人之中，有些人认为日军很强，而对日本有恐怖之心。先生有没有这种情况？”张学良回答：
我对日本一点恐怖心也没有。日军的演习非常成功，我很佩服，但我并不害怕。
除演习外，日本也让我参观了武器仓库的兵工厂。我明白他们的目的在吓唬我。也去过吴海军军港，在那里看到金刚、伊势、陆奥等军舰日本金刚战舰，1913年建成，排水量为26300吨，最高速度为275海里，1944年中鱼雷沉没。伊势战舰，1917年建成，1937年改为航空母舰，排水量为35350吨，速度为253海里，1945年被美军炸毁。陆粤战舰，1921年建成，1943年沉没。。
大炮很大。军舰的炮身是很难做的，目睹仓库里一大排的炮身时，我这样想着：“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些玩意呢？我知道日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何必这样特意炫耀？”
当时我很年轻，因此不但不害怕，而且引起反感。我在心里这样喊叫着：“你们想威胁我吗？用权力来威胁我，我是不怕的。”
所以结束日本访问以后，我对日本的印象并不佳。
此次访问日本，目睹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张学良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自己的军事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奋起直追，才有可能抵御日本。
因为我种种接触，使我感觉到日本图谋中国之险恶之深远，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认识了日本之国力，中国若不甘愿作奴隶，必须奋起图强，决不是空言可以抵御日本之侵略的。
为了抵御日本，他和近代许多中国人一样，萌生了“以敌为师”的想法，他想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因为他在参观中“十分崇拜日本军事教育”。
归国后，因战事紧张，东渡日本学习一事没有实现。但他向张作霖建议，以敌为师，整军经武。张作霖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奉天空军就由日本训练了，也买了日本飞机”，另外，选派年轻军官赴日留学。他执政后，被他提拔的著名军官中有五十多人是留日的。如东北边防军宪兵司令、陆军中将陈兴亚，北平行营参谋长、陆军中将戢翼翘，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吴克仁，第五十七军中将军长何柱国等。
很显然，张学良处于对日本既憎恨又羡慕的双重构造中。“我根本恨透了日本人。”“恨他是恨，人家是真厉害。”从情感上，他无法摆脱对日本的厌恶和憎恨。但是，张学良的日本观的理性在于，他对中日两国实力的认识并没有因杀父之仇而扭曲，没有因遭受凌辱而不加区分地对日本一概排斥，他不仅把日本文人与武人、商人与政客、极端的上层与盲目的下层、侵略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作适度区分，也把日本经济上的成功、军事上的强大与野蛮黑暗的一面区分开来，清醒地认识到，中日国运之不同、国与国关系之不正常，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源于两国实力的悬殊。
当时分裂、软弱的中国受日本军国主义欺侮的命运是难以回避的，改变这种命运的唯一方法是使自己强盛起来。怎样快速强盛？不能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排斥向日本学习。“以敌为师”固然是痛苦的无奈，但又是深刻的理性；憎恶强者对弱者的轻蔑和欺侮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弱者自身缺陷的反省和补缺弥弱的努力。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恶与效法，不是盲目的诅咒与称羡，他的终极关怀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是对自己祖国和同胞深沉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