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忠告：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由于近代日本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伤痕太深的缘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张学良又是受害最深者之一，因此，张学良直到晚年，一直在关注着日本。有趣的是，他沉默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开口说话，选择的对象却是日本。首选日本，也可能是无意的选择，也可能是张学良出于某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深意，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有话对日本说，从说的内容看，他的重点不仅仅是对那段历史简单的回忆，更是以此忠告日本年轻一代怎样看待那段历史。
我的一生，被日本毁了。
日本杀了我父亲，破坏了我的家庭，夺取了我的财产。这实在太没有道理了。
年轻时，对政治问题，我绝不表明我的态度，现在我年纪大了才要说这种话。
由于我是一个反抗性很强的人，所以对于认为不合理的事，不管对方是谁，我都要反对。这样做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不合理的，即使是我父亲我也要反对。我是这样一个人。
现在人已经九十了，早已脱离政治环境，才说这种话，我为什么要反抗各种各样的事呢？只要我认为不合理的，我都会忘掉权力、生命和财产而去反对。我是这样的人。
我一定要告诉日本的年轻朋友：你们必须知道日本过去所犯的错误。
要想想日本过去的错处，不要想过去的威风，要沉思回想。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张学良说这段话时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抗日战争已经结束45年，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59年，距离皇姑屯炸车案已经62年。对于张学良来说，此时的他已把一切都看得云淡风轻，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中日两国的未来。他着眼于未来，回望历史，为了未来，对日本的年轻一代提出了忠告。同时也提醒世界，从日本政要“拜鬼”一事看，它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忠告之一：绝不要像过去那样诉诸武力，那等于“自吞炸弹”
张学良的忠告发自于内心，发自于一颗平常的心，一颗受过伤但已痊愈了的心：“日本失败，日本投降了，那我心里很安定，我没有什么。”没有了“仇”，也已经忘却了“恨”。从人性的角度，杀父之仇，亡国之恨，是终生难忘的，是常人化解不了的，张学良是靠时间和宗教的力量，开拓了自己的胸襟。
我自己总想圣经上讲的两句话，“申冤在我，报复在我”。你不必为失去抱不平，那么我就想，日本所得到的是什么？日本挨了两个原子弹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一份公告——《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或《波茨坦宣言》。公布了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日本处理方式的决定。7月2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拒绝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为迫使日本投降，分别向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广岛市245万人中有20万人死伤，长崎市23万人中有15万人死伤和失踪。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颁投降诏书。，这两个原子弹多厉害呀，几十万人死了。这不是“申冤在我，我必报复”嘛。谁能让两颗原子弹……（使日本）变成原子弹实验场，死了那么多人，谁招的呢？自己招的。……做人哪，就是本着我们的良心，问心无愧。
人的良知一旦泯灭，离自我毁灭也就不远了。如果你以武力侵略别人，以强凌弱，“你早晚会惹出祸来的，你怎么惹来（的）我不知道，反正会惹出问题来的。”日本怎么惹来的祸？“‘九一八’是开头。所以日本元老，西园寺也承认，日本等于吞了一颗炸弹。”
这颗炸弹经过14年的演变，演变成了两颗原子弹。张学良的认知，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不要用武力侵略别人”，侵略别人等于“自吞炸弹”的忠告是日本元老西原寺的预言，也是历史老人张学良对日本年轻一代的忠告。
忠告之二：不要以经济侵略别人，只要是侵略必然会遭到反抗
国家是平等的，只有平等合作才是唯一的选择。武力侵略会导致自我毁灭，经济侵略也必然遭到反抗。张学良在和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谈话时说：
往昔，我去日本时，对日本文化非常感动，也有受我尊敬的日本人。往昔是这样，现在我也很尊敬日本人。譬如科学，在一切领域都赶过美国；其研究、开发也很让人佩服。我觉得日本如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多好。
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很像。中国虽然地大人众，但以前和现在都比日本落后是事实；所以不必把中国当做哥哥，当成弟弟就好了。日本与中国如能合作，为应用中国的物质、资源，日本予以帮助多好。但从前的日本，其脑袋只想着要以武力合并中国。
今日的日本，大概不会像从前那样，以武力来从事侵略了吧？！但也不能有经济侵略。
如果你要经济侵略，别人也不是傻瓜，你将来还是会遭到反抗。
历史有前车之鉴，中日战争就始于日本的经济侵略，结果招来了中国人的反抗。一位日本武官曾指责张学良，说反抗日本是其鼓动起来的。张反驳：“不是我，怎么说我鼓动哇？我不是鼓动抗日，我是随老百姓去抗日。我做着中国官，我得顺着中国老百姓，我不能做中国官给你日本做汉奸呐！换句话，我给你日本做汉奸，你也拿我不当东西呀！”
现在我跟日本人谈话，我说你们现在还存在这个心，虽然你武力没有了，你还是想用经济侵略人家，我说早晚你的经济侵略还是有后果，这后果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也许是人家反对你的日货还是怎样……你早晚会惹出祸来的。
你怎么就不知道跟人家合作？咱俩合作，你有利益我有利益。你一定要改变啊，你日本用这种方法，你走不通的，你就说美国现在用经济侵略，你将来总要碰一个大钉子的。
所以，我劝日本人，你还有侵略的心，那你是总也得不到的。……你用这经济侵略，你要知道，将来的后果是一样的。……你还是用侵略的这种思想，你最后怎样出来不知道，它会出来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整个民族的反抗，反抗的结局正好和经济侵略发动者的最初设想相反。张学良曾语重心长地赠言日本青年：
我们中国有“以德服人”这句话，对弱者伸以援手，弱者必定很感动，并且自然而然地会设法图报。日本人应该知道：“帮助别人，结果就是帮助自己。”但不要期待报酬。“对弱者帮助，弱者强大后也会帮助你。”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忠告之三：不要忘记历史的罪错，“忠”而不“恕”，也是一种极端
张学良的日本观不仅富有沧桑感和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更富有人性化的恳切和博大。
“我和日本NHK谈话，我说中国有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语出自《论语·里仁》篇。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段文字的大意是：孔子说：“曾参呀!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曾子说：“是的。”孔子出门以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曾子说：“他老人家的学说，只是忠和恕罢了。”，忠是我执行这事我尽力，恕道是我能原谅人。日本人是忠到极点，没有恕道。这个日本NHK承认现在日本还是这样的。”
张学良认为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之所以日本走向极端的道路，就是日本把“忠”发展到了极致，“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
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模仿文化，这种模仿文化带有极强的自我选择性，它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就吸收，并且无限放大，认为不利于自己的就摒弃，甚至彻底丢掉。武士道以日本固有的神道信念为基础，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时代，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等。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学和佛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儒学是有基点的，是完整的、协调的，是讲是非的，离开了“仁”的基点，“忠”与“恕”就分家了，不能执守两端，就会导致极端。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一次畸变。“忠诚”变成了“皇国论”；“信义”变成了“大和魂”，欺弱媚强成了日本的国格；“尚武”变成了“崇尚杀戮”，军刀成了勇敢与地位的象征；“名誉”演变成了不分是非的不犹豫、不投降、不怕死和剖腹自杀。这一畸变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了极致，“武士”变成了虐杀狂和自虐狂。
在古代，中日两国社会阶层排序都是“士农工商”，但中国是“文士”，日本却是“武士”。儒家的“文士”讲究“君臣义合”、“忠恕之道”，但日本“武士”只重视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呢？儒家学者认为“忠者”即“仁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其意为：所谓“仁者”，就是自己想要立身于世，也要让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要富贵，也要不影响别人富贵；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关于“恕”，孔子明确讲其内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实际运用，其基本精神就是推己及人。“教人以善谓之忠”、“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以正辅人谓之忠”，“忠”是有是非的；“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己量人谓之恕”。张学良把“忠恕之道”从人际关系推及“国际关系”，这也是中国古代“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四海一家”思想在现时的发挥。
忠告之四：战犯“入靖国神社”，“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被武士道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如同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瓶子，只要穿上了“皇军”的军装，军人就被纳入了“只知向前”的不归路。
武士道有一句话，就是武士出门，今天早上我出门，我还回不回来，我不知道。
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
这也是历史传统下来的。让他们投降比死还难，他宁可死也不投降。
日本现在解除武装，不让它搞，一旦它恢复，它还一样。
现在日本把他们10个人都入到那个靖国神社，他们10个人\[地位\]很高啊……日本的事情都是他们几个惹的。
他们这10个人入靖国神社，可以看得出来，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张学良说：“我只说了事实，让别人了解。我的看法对错，这是另外的问题。”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日本军国主义能否真正复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也可能日本极右势力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梦想会被日益强大的国际正义力量所挤碎，不过，不管“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的判断是对还是错，将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供人参拜，必然使得日本人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发生模糊和混乱，同时也会给极端思潮的泛滥提供温床。错误的历史观、战争观一旦同极端的民族主义纠结在一起，即使历史不会重演，也会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等亚洲人民的感情，即使参拜靖国神社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风向标，也是值得警惕的信号。
综上所述，张学良的一生，深刻地经历和体验了身为弱国军人的屈辱和愤怒，近代日本给他和他同时代的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和平时代的人无法理解的。因而，从横向上说，他对日本政治极端性、日本军队野蛮性、外交人员狡诈性的认识要比一般人强烈得多。同时，他又在比较中看到了日本的长处，日本的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先进的军事装备令他羡慕，他也悄悄地效仿过，一度也产生过恐日的心理。这种憎恨与佩服、畏惧与效仿的相互交织，构成了张学良日本观的矛盾性特征。
从纵向来看，以“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以旅欧归来为界限，张学良的日本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期以恨日、恐日、师日相互交集，后期以强烈的抗日为主线，晚年提出防日的忠告。
总的来说，在张学良同时代人中，很少有哪个人的日本观是如此的客观而完整、真切而深刻，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
说他的日本观客观，因为他对日本的这些看法是基于他晚年对历史的疏理，一甲子多的时间基本平复了他的昔日之恨。
说他的日本观完整，因为这位世纪老人到了晚年还在密切关注着日本发生的一切，而且这种关注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感性、理性、人性，民族的特性、历史的惯性、文化的传承性……
说他的日本观真切，因为他对日本的每一个看法都源于大量的、带血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不是他亲耳所闻，就是亲眼所见，更多的是亲身经历。
说他的日本观深刻，因为他对日本关注时间之长、对日本观察之细、对日本了解之深皆甚于常人。
因而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