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苦闷中接近佛学
张学良和佛教的接触主要分三段，在东北时接待九世班禅，在汉口时接触一个叫诺那的呼图克图（活佛），再就是被囚禁期间，辗转各地，颠沛流离，被幽禁的地方多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古刹，张学良能见到的人除了身边的“监护”，就只有庙里的和尚了，耳濡目染，佛心渐萌。
“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中国前藏达布地方噶夏村人。《班禅大师全集》载：“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5岁（光绪十四年）在布达拉宫经“金瓶掣签”被认定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当天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19岁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1915年，达赖任命僧、俗二人为日喀则基宗（后藏总官），向班禅辖区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23年，达赖将扎什伦布寺几位负责官员投入监狱。班禅感到大祸临头，逃离西藏。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14年之久。1937年圆寂，享年54岁。（九世）跟我关系很好，班禅是密宗的。”张学良说的班禅指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本名仓珠嘉措。九世班禅佛学造诣精深，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很有民族气节。1905年，英国侵略者突然“造访”日喀则，命令九世班禅离开西藏前往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不难，但须禀陈钦宪（清朝驻藏大臣），奏知大皇帝朱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英军则以占领日喀则相威胁。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英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班禅赴印记略》，第2页，见《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班禅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人物，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很有贡献。21岁那年（1904年）8月，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出走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奏请“弹劾”，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德宗实录》卷五三三。九世班禅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职权，会增加其与达赖的隔阂，不利于西藏内部团结。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婉拒了代理达赖职务。
1923年，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关系恶化而离开西藏，在国内各地流浪了14年之久。1928年，班禅来到奉天，“那时他与达赖有矛盾，被挤出来了，到处流浪，他去内蒙经过沈阳，后来又回到沈阳，带来好多人，我帮助过他，给他发薪水，住房啊，火车票啊，都免费。”江平等：《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评传》，《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张学良特令省财政厅发给班禅月俸现大洋9000元，并电知四洮铁路局，发给班禅行辕头、二、三等长期免票各三张。1929年初冬，为欢迎班禅再次来沈，张学良令省政府妥善接待，租房66间，免费为招待班禅事务处安设了4部电话，同时，拨款5万多元，于皇寺后楼筹设了招待处。班禅抵沈后，张学良亲自为其设家宴洗尘。九世班禅1930年离沈前，致电张学良：“自去岁来沈，备承优遇，东道隆情，铭感无似。”里蓉：《张学良与九世班禅的交往》，《兰台世界》1993年10期。正在外地的张学良立即复电：“年来台旌驻沈，既疏于招待，不日火车远行，复未能话别。承电言谢，益用歉然。临行时如有所需，尚希见告，幸勿稍存客气也。”可见班禅与张学良交往之密切。
在汉口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期间，张学良认识了诺那呼图克图诺那呼图克图（1865—1936），西康昌都人，其父为藏族，母为汉族。3岁时被认证为金塘活佛十四世转生的呼图克图。先从格鲁教派学经，再就噶举教派学戒，又学密乘，勤修十余年，其后又学宁玛教法。24岁继承红教祖位，次年兼掌教政大权。1915年与十三世达赖发生冲突，后被捕，囚于拉萨。1923年逃脱，辗转泰国、香港，于1924年抵内地，1928年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中国佛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先后在上海、武汉、长江、广州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1935年回西康，企图阻止红军长征。后被红军俘获，经教育转为同情红军。1936年5月在甘孜圆寂。。“呼图克图就是活佛，呼图克图这句话怎么翻我不知道，这人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呢？西藏（在汉地）有两个活佛，他是西康的活佛。”诺那活佛，祖为西康类乌齐人，3岁被认定为呼图克图，24岁继承红教祖位，次年兼掌教政大权。清末民国初年，立誓站在中央政府一边。1918年为藏军所俘，被十三世达赖押解至拉萨，囚于土牢。在土牢之中，以手指掘土，暗挖通道，于1924年逃出拉萨，绕道印度至北京，受到段祺瑞、刘湘、戴季陶等政府要人接见。此后便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弘传佛教。
“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他是这样子，蒋总统那时候在四川成都指挥剿匪，要往西边去，大概有需要他的地方，就请他到成都去。那时候张群做湖北省主席，他就给我打个电话，他知道我要到四川去见蒋。那时候我自己有个飞机，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他带去？他自己去很麻烦，相当麻烦。那么，我说，好吧，不过，我现在什么时候走没定，我手头的事情没处理完，你让他到我家里来得了，到我家来等我，我走时就跟我一块儿走。”张学良和诺那见面时间应该在1935年2月末，因3月4日，张学良就任武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第三天，对行营全体职员作过一次训话，他提到了诺那活佛：“我对佛学，没有什么研究，但前几天有一位诺那和尚同我谈话，让我很受感动。”张学良：《在委员长亲身领导下怎样完成我们的任务》1935年3月4日，武昌。
在奉化雪窦山幽居时，张学良认识了太虚法师。太虚法师生于浙江崇德，俗姓吕，出家于苏州木渎，受戒于宁波天童寺。在广州任双溪寺主持时，与同盟会朱执信等人来往甚密。主编过《觉社丛书》等佛教刊物。1929年任南京中国佛学会会长，1932年应蒋介石之邀担任雪窦寺方丈。“我跟他俩处得不错，我就跟他谈佛教。他说‘我谈佛教，不如另外有一个人’，他就把那个人介绍给我了。我跟那个人谈的并不怎么好，为什么呢？那人是西藏来的，不会说汉语，用西藏话讲教义，我听不懂啊，得需要人翻译，那太麻烦了。”“溪口的太虚，他不是密宗，他是禅宗。”
溪口的雪窦山是江南名山，在中国，名山必有禅，早在晋代，就有比丘尼在山中结庐，北宋时被朝廷敕封为雪窦资圣禅寺，明代列入“天下禅宗十刹”之一。张学良在“禅山”是否奉佛习禅，不可考，依据奉佛习禅者多有禅诗存世。查遍张学良在雪窦山留下的文字，发现他确实写过一首带有禅味的诗——《秋兴》：
山居经四季，
最好是清秋。
气爽风和畅，
登高尽兴游。《张学良在溪口新说》，宁波档案网2014年8月8日。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首心情不错时写下的记游之作。张学良突失千军，身陷囹圄，何来秋兴？有学者称，诗里暗藏玄机，这诗分明是写给蒋介石看的，告诉蒋介石：“我已经心游山水，忘怀前嫌，按照你的说法，‘已经觉悟’，怎么还不放我出山呢？”也许，身在“禅山”，出入禅寺，接触禅师，胸中也忽然有了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禅机。
与太虚禅师的交往，张学良没留下更多的记载，但在太虚的诗作中可以找到一些与张学良有关的记录。如太虚曾有一首诗，题目就是“张汉卿邀自亭下坐竹筏到沙堤宴桃花间”：
悠扬妙乐急湍流，
溪上偕乘竹筏游。
万树桃花晒红雨，
无比春色溢枝头。印顺主编：《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台北，善导寺1980年版，第183页。《太虚大师全书》凡64册。内分佛法总学、五乘共学、三乘共学、大乘通学、法性空慧学、法相唯识学、法界圆觉学、律释、制议、学行、真现实论宗依论、真现实论宗体论、真现实论宗用论、支论、时论、书评、酬对、讲演、文丛、诗存等20编。附册为印顺主编之太虚大师年谱上下册。
禅师就是禅师，两人同坐一筏，一个得到蒋介石宠信才来此做主持，一个遭到蒋介石惩罚才来此做囚徒，真的是禅师不解同筏心不同，还是禅师真的悟到了世事如浮云，听到什么都是“悠扬妙乐”，看到什么都是“桃花晒红雨”，入眼的皆为“春色溢枝头”？无论禅意如何，从考证史实来说，张学良确和太虚同游一溪，接触亲密。
从太虚的诗作中可以发现，张学良在溪口雪窦山的八个多月间，与太虚禅师接触是比较多的，而且常常主动邀游，所以太虚还有一首春游诗，题目叫“张汉卿邀游徐凫岩”：
重睹丹山赤水流，
徐凫岩下逐鱼游。
春光过来清明近，
生趣盎然翠梢头。
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十分漫长，在漫长的黑夜中曾一度和佛学走得比较近，接触过的习佛者、和尚、活佛也不止太虚一人，但对太虚印象深刻。1992年1月15日，92岁高龄的张学良还想起了太虚，此时太虚已经圆寂55年。张学良说：“太虚，我跟他很好，我跟他俩处得不错。……太虚这个人呐，我可以现在讲，他是个政治和尚。”
纵观太虚一生，他宣扬的佛法确实是人间佛法。有人说他是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在张学良眼里，他是为了政治而宣扬佛教，所以说他是“政治和尚”。为了说明他是“政治和尚”，张学良举了两个例子：一次，他俩在一起谈佛，太虚告诉他，他信佛教是一种政治关系。他对佛教“并不信”，最起码“他并不深信”，“虽然他不肯这么说了”。“他说四大金刚什么，那都是一种……叫你起一种威，叫你有一种害怕。”其实，四大金刚什么的“完全没有那么回事儿。”还有一次，张学良听太虚讲禅，禅台下的信众都跪在地上听，“他在上头讲禅”，“我也听不懂他的话，他们说的南方话，我不懂。”“他讲了好半天，好半天。”听禅的人都走了，太虚禅师“回屋子吃饭，我吃过饭了，我就问他你讲的什么玩意儿。”太虚说：“唉呀，愚妇愚夫啊。他说，这没什么意思。”因此，张学良认为：“他是个政治和尚”，“想用佛教传政治”。
张学良说太虚是“政治和尚”是有道理的。太虚在国难当头时，并不像有些信教者不问世事，埋头念佛，而是借用佛教的力量，教化众生，积极参与政治。对张学良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太虚曾发表告佛教徒书，号召众僧秉承佛训，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入侵热河，张学良在北方指挥东北军孤军抗战，太虚在上海通电全国各省市佛教会，组织“青年佛教徒护国团”，号召团员从军抗日，积极募捐，支援前线。太虚法师在张学良指挥抗战，陷入困境时，奋然挺身，施以援手，血性汉子张学良不能不为之动容。
一位政治囚徒和一位政治和尚自然有一种天然的因缘。在溪口，一位主张抗日却身陷羑里，一位身在佛界却号召抗日，两人在大山中相见，自然彼此倾心。大概正因为如此，张学良直到晚年还对太虚禅师念念不忘。
有一位佛教法师写了一本《平凡的一生》的自传，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这位作者是印顺法师，太虚大师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时的弟子。1952年这片“落叶”“流”到了台湾，比张学良晚到六年。
印顺到台湾后，先住在台北善导寺，受聘为导师。不久，国民党内部刊物登载一条类似公告性的消息：指斥印顺前一年在香港刊行的《佛法概论》，“内容歪曲佛教意义，隐含共匪宣传毒素，希各方严加注意取缔。”台湾“中国佛教会”随之行文各地佛教团体，要求封杀印顺的著作。此后，印顺法师遭到警总与台湾情治单位的注意。本来行事低调的印顺法师行事更加低调。他被迫离开台北，来到张学良在台湾的第一幽居地——新竹，创办了新竹福严精舍。1957年2月，张学良在刘乙光等人的“随护”下来到福严精舍“小坐并午餐”，印顺法师的副手演培和尚相陪。1995年感恩节那天，张学良在夏威夷华人教堂做礼拜时说：“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个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
监管张学良的特务二组副组长段毓奇曾说：“关于宗教，张先生有过一段心路历程。他一度对佛教极感兴趣，曾请教过印顺法师。我也陪他拜访过罗光主教。”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就接待过九世班禅，在武汉接触过藏传佛教的活佛，在溪口接触过太虚大师，在台湾和印顺有过深谈。但他信仰佛教的起点不在东北，也不是从认识印顺开始。他真正对佛教发生兴趣应该在到台湾之后。
心之所向，行之所为，任何事情的发生总得有个原因。1947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张的“十年有期徒刑”也已经到期，蒋介石非但没有释放他的意思，反而把他转押到台湾。这时，张学良基本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情绪异常低落；特别是“二二八”事件期间，刘乙光甚至想趁乱杀掉他。监禁期间极少发怒的张学良此时也开始发怒了：
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
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二二八事件），……那几天，他（刘乙光）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文史通讯》1981年第5期。
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1947年5月17日，张学良在给在美国的于凤至信中说：“四小姐（赵一荻）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本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无奈、凄苦和烦躁的心境。
张学良向佛的资料极少，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两条，文字极为简略：1958年12月在基隆，同大觉寺惠光法师谈过佛。惠光法师是湖南人，先后于湖南、湖北等佛学院求学十四载，对贤、台、性、相、律、净、密、禅等各宗皆有甚深体悟，曾四度掩关阅藏。著有《宗门讲录》、《禅学指南》、《禅学问答》等，1950年从深圳抵达香港，1958年应基隆大觉寺住持灵源和尚之请，自港赴台，出任大觉寺首座，主持佛经讲座。1959年10月，拜谒了印顺法师。张学良拜谒惠光和印顺的时间由资深张学良研究专家毕万闻先生提供。毕先生治学严谨，注重考证，曾自费专程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查阅张学良日记及口述，抄录诸多卡片。“台湾的几个大和尚，有名的和尚差不多我都谈过。”“后来他就沉沦在佛教之中了。”
许多政治人物官场失意之后，为了将无奈、郁闷和枯燥的生活变得有点意思，都曾礼奉向禅。如张学良熟悉的北洋“执政”段祺瑞，与张学良打过骂过也合作过的“秀才将军”吴佩孚，曾与张学良对立，后来又投奔张学良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官场失意之人为何多向佛？这与佛教进入中国后，经过六朝玄学、宋代程朱理学以及明代理学的作用，基本本土化相关。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学习的宋明理学可以说就是在禅宗思想的直接启发下兴起的，因此有学者称理学实际上是变相的佛教禅学。前面提到的和张学良接触密切的太虚大师就是禅师，他宣扬的佛学是“人间佛学”，佛法与人生打成一片。另外，佛教大概确有“精神鸦片”的作用，它可以抚慰心灵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