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宗教观：充满无奈的“天国”世界
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热闹的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个人，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就住在一座公墓里。
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
——张学良
张学良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流星”，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虽然是世纪老人，活了101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政治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他因发动西安事变，政治生命戛然而止，也因此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他36岁前政治人生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对其漫长的宗教人生则鲜有人涉足。究其缘由，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人们将其视为政治人物、“民族英雄”，不愿意触碰他的宗教人生，一提他“执迷”宗教似乎有损于他的政治形象，多数学者主观上不愿意谈此话题；另一方面，关于他与宗教的关系，资料寥寥，学者多囿于“无米之炊”而作罢。
但张学良的宗教观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特色鲜明。
正如张学良的人生是复杂的、被动的、苦涩的一样，他对宗教的态度也混杂着政治人生的复杂、明显的被动底色和命运的苦涩。他以人生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观察宗教历史，从人性出发研究宗教教理，站在宗教的立场上解读现实问题，又以身边冰冷的现实解读宗教的虚幻和温暖，并对命运的不可抗拒性、现实的残酷性和人性的难以掩饰性给出了一套个性特色十足的诠释。
他的人生经历在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中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经历铸就了他以盲然、被动开始到多元、执着为基本特色的宗教观。盲然、被动特色体现在接触基督教—放下基督教—研习明儒与佛教—皈依基督教的人生旅程之中；多元特色体现在他对儒学、道教、佛教潜心研究基础之上的比较；执着体现在晚年对基督教的推崇。他的人生苦痛在其宗教观引领下得到了某些缓解与冰释，他的人生体验与追求也在宗教关怀下得到了一定的净化和某种升华。
从学理上讲，张学良的宗教观主体，主要体现的是他晚年思想的超越性和扭曲性的那部分，在他政治上失去自由，人身有牢笼监禁，不能政治发声的情况下，张学良同样以他一贯的倔强，以其独特的方式，通过与神性的交流来完成人性的对话，以此阐发他的心底所思。
一、充满迷茫、无奈的苦涩跋涉
张学良的宗教观与他流星般的政治人生和漫漫长夜般的囚徒生涯相生相伴。
他在十几岁茫然无知的少年时期，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接着是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伴随他36岁后政治囚徒生涯的开始，宗教信奉者或称研读者的漫漫人生也随之起步。
1迷茫中走进基督教青年会
如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宗教的本质必须“到宗教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现存物质世界中去寻找”，对于没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中国人而言，个体的人接近宗教的原因也要到他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中去寻找。任何人接近宗教或明或暗的总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或者源于生活突遭顿挫，或者突陷茫然与困惑，或者突遇某种机缘。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是张学良接触宗教的起点，起点的背景可追溯至他11岁时母亲的去世。亲生母亲去世后，他随其庶母卢氏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奉天城。当时的奉天城，虽比不上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却也是东北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一直生活在偏僻乡村里的张学良，目睹城里各种带“洋”字的新鲜事物，诸如洋车、洋房、洋货等，感到格外新奇，自此眼界大开，努力学习新知识。他的老师金梁曾评价少年时的张学良：“十三四岁时，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1915年，父亲张作霖任民国二十七师师长，授陆军中将衔，第二年，任奉天将军，未几，任奉天省长。张作霖虽居高位，却疏通文墨，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时代的旧式将军、省长，深感读书和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他不想文墨不识的窘迫在他儿子身上重演，特让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教张学良学习英语。为了培养张学良，经常有意让张学良接触“洋人”。
按北洋时的习惯，每到国庆，省政府都要请客，客人里边有很多外国人，不单是西洋人，东洋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省长张作霖请客时，就让张学良充当招待员。这样，张学良认识了很多外国人，其中有一个英美烟草公司的人，很好玩儿，很活跃，张学良很愿意和他接触，和这个人打高尔夫球。当时在奉天的外国人经常开会，苏格兰人有苏格兰人的会，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会，有时候这些外国人请张作霖去参加，张作霖不愿意去时，就让张学良代他出席。
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司督阁在奉天办了一家医院名为施医院，为啥叫施医院呢？因为医院是靠奉天人施舍捐建起来的，张作霖也捐了钱。那时张作霖是民国师长，军队里需要军医，司督阁就把他的学生王少源推荐给了张作霖。王少源就从奉天施医院的医生变成了张作霖军医处处长。“他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会友。那时候在奉天，苏格兰长老会是最活跃的。我受这个人影响很大。换句话说，就是他影响我。”那时有病，张学良身体不大好，16岁那年大病一场，吐过一次血，数月不起。王少源不但把张学良的肺病治好了，也把他的心病治好了。
那时张学良很悲观，思想消极，为什么悲观？“我看东北在日本的势力下，也没有什么发展了，‘二十一条’那一签，我们东北人差不多是半个亡国奴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朝鲜人第二了。那时候日本已经是个强国，我国没有什么力量去对抗。那心里非常难过，闷得上，觉得干什么都没啥前途。”王少源一边给张学良看病，一边开导他，所以，张学良说：他影响我很多的事情，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更。王少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时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里的人。他开导张学良，要经常出去走动走动，到外面散散心，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整天躺在床上看小说。
1916年11月的一天，王少源向张学良介绍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个演讲，并送给他一张演讲入场券。张学良从来没听过演讲，就带着一种好奇又怀疑的心情第一次踏进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大门。演讲开始时，张伯苓首先问大家，中国会不会亡？中国还有没有前途？中国的前途在哪里？然后他提高语调，大声说：“中国不会亡，中国的前途有希望，因为有我！”说完，他停了一会儿。“我从来没听过讲演。”听到张伯苓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我”，“我火了。我想：‘你算什么东西？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他这篇演讲，简单地说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伯苓这个人很会讲演，我受他的感动很大。他的意思是你不要推这个、那个的，自个也有责任。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因此，我跟他就开始接近些了。”
青年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组织，最初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后传入美国，1895年传入中国。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4年，青年会组织者来自美国、苏格兰和丹麦，经费来源主要靠在当地募捐，由于最初青年会名气小，会员少，经费缺乏，会所是临时租赁的老房子。“很小的，没有多少地方，很简陋一个地方。”张学良因参加青年会思想发生了变化。“我没有事情做的时候都在club里待着”，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演讲会、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以及各种比赛。青年会里的活动比较多，张学良参加最多的活动就是听演讲。只要有演讲，几乎风雨无阻，必去无疑。这也接触了不少中外名人，中国的名人除张伯苓外，还有余日章、程静怡、晏阳初等，余日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分会的总干事，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的岳父；程静怡是牧师，1924年曾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晏阳初是20世纪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
这些人的演讲，“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伯苓，还有一个人，就是余日章。我年轻时受他们两个影响很大，因为他们两个对我很看得起，演讲完之后，总找机会跟我谈一谈，给我好多教诲。当然也是青年会里的人特殊引见的结果。张伯苓先生演讲完，他问我，对他的演讲我有什么感想，我就跟他坦白了我前后的心情，他鼓励我，说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应该奋勉努力。张先生还跟我说，中国有些人只要面子，不要脸。得到个虚伪的金字招牌，就自鸣得意，卖假药欺人害人，无羞耻之心。我们必须努力把这种风气倒过来，要脸，而不在乎面子！他还有几句话，我印象极深，我现在还经常引用，他说：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你属于好人队伍中的一员，就不要消极地坐在屋子里叹气，而任凭坏人在台上唱戏。也可能张先生不愿意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结果死在了那些在台上唱戏的群魔手掌之中了。”
“余日章先生跟我有一夕之谈，一见面他就鼓励我：‘你这个人将来能做一番事业。’并教诲我，他说了三句话，我信守了一辈子。我现在把他的话说出来，一是算我纪念余日章老先生，二是也让他的教诲能起到垂诸后人的作用，别让这么好的话让我带到棺材里。他告诫：一个人要想干番事业，第一，你不要作伪，你若作伪，伪来伪去，最后非伪到你自己头上不可。我受他教育，所以我这人不作伪啊。第二，要尊重舆论，不要自己假造舆论。现在大多数人都为自己假造舆论，这是一种社会的通病。第三，要勇于牺牲自己，为黎民百姓解决痛苦，不要为了摆脱自己的痛苦而牺牲大众的利益。第三条，最要紧，它像一片阳光跟了我一辈子。”
1995年11月，张学良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做感恩礼拜时，还特别提起一个叫约瑟夫·普赖德（Joseph Platt）的人：“我很敬仰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和上海青年协会的总干事余日章先生，尤其是那时候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莱特（即普赖德）先生，他很保护我。”“我这一生对我最要紧的人就是约瑟夫·普赖德。他没有贵族思想，我现在这么想他，他不但是平民思想，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做阔少爷，他对我比较同情的。我那时要离开，是他给我买的船票。他是帮我忙了，他赞成我走。那时美国不能打工，他就说介绍教会给我，帮我忙啊，所以我的思想受他影响很大。”张学良因对信基督教的人产生了好感而对基督教也有了好感。时间不长，因张作霖反对他去美国学医，安排他进了奉天讲武堂，他也就离开了青年会。
在张作霖的安排下，19岁的张学良走进了讲武堂。“没去当军人之前，我已经差不多信教了，差不多。”“我一当军人，这生活就非常的野了，放荡了。”“当了军人之后，可以说关于宗教，完全像抹掉了一样。”和青年会“没有时间来往了”。
与今天信教者多为受家庭、亲戚影响不同的是，张学良宗教意识的启蒙受多方影响：第一，初入城市的好奇心，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原点。如果没有母亲的去世，他可能还生活在新民县，那可能就接触不到城里的新鲜事物，也接触不到基督教。第二，张作霖的地位和让自己的外文翻译教张学良英语是张学良接触基督教的阶梯。如果张作霖不是民国二十七师师长，不是奉天省省长，他也不一定请外文教师教张学良英语，没有这样的地位，也请不来这么好的外文老师，那样，张学良也不可能对基督教青年会发生兴趣。第三，省长家庭对政治的接触和敏感，尤其是与外国人的接触和外国人、传教士对省长的巴结，为张学良接触基督教创造了便利条件。第四，张学良内心的苦闷和挣脱苦闷的急切心情为他接触基督教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这样，他才对信基督的人产生了好感，进而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
此时的张学良，尽管他自己说“差不多信教了”，但他对基督教的印象还处于朦胧、模糊的阶段，充其量是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新鲜事物，如网球、乒乓球、新鲜杂志、印刷精美的图书、演讲等。他对基督教的教理、教义基本是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即使对宗教的好感也被少年的苦闷、对新奇事物的吸引厚厚地覆盖着。就是这样的初步印象，在当时的中国处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少年也是极其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