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被“引领”下走向基督
处于苦闷、失望中的张学良，一度“有病乱投医”，“沉沦”于佛教。然而，他在参佛礼禅的路上没走多远，就被宋美龄的一句“你又走错路了”而打断。
1995年11月19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谈了“我信基督教的经过”，他开场即说：“很多人都想要知道，我怎么会信基督教。我现在就把我信基督教的经过，讲一讲。”
“我对佛教很有研究的。那么夫人来到，我在高雄住着的时候，夫人来，跟老先生到高雄来，她到高雄寓所去看我，我就跟夫人讲，我现在研究佛学。那么夫人来了半天没吱声，她讲：‘汉卿啊，你又走错路了。’”
宋美龄何时说的这句话，张学良没有说具体时间，地点很肯定，是在高雄。张学良在高雄的时间有两段，第一次是1949年2月至1950年1月。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声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李宗仁便以“代电”和亲笔信的方式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从刘乙光提供的《申报》上也看到了这条消息：“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蒋为了不让李宗仁找到张学良，密令将张立即送到高雄要塞躲藏起来。2月2日，“夜三点由井上出发，十一点（因候天气）由新竹飞机场起飞，十二点十分抵冈山，再乘汽车至寿山要塞兵舍。”1949年末，李宗仁逃亡美国，蒋介石复出之局铁定，张学良又搬回新竹井上温泉。显然不是这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宋美龄没去过高雄。
第二次去高雄的时间是1957年10月24日，寓居西子湾，1960年4月8日搬迁到台北。据记载，在高雄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宋美龄有两次来高雄探望张学良的记录，一次是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到访，张学良情绪低落，与宋说：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他一看。今天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然后表示：“对人生已经看透，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渥，十分不安。如能于人类与国家有贡献，则不计一切，只不过今日余已为过去之人，不知能贡献什么？”张学良意在探询自己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宋美龄告诉他，自己即将去美国。对张的探询未做明确回答，只说：“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便匆匆离去，两人只谈了约半个小时。显然不是此次。第二次在高雄见到宋美龄的时间是1960年1月17日。当时南越“总统”吴庭艳访问台湾，宋美龄随蒋介石陪同吴到高雄参观，“我们住在要塞里，总统有个别墅也在要塞里”。宋美龄来到“西子湾张学良家中，一同商量一件件‘家事’”。因宋美龄刚从美国回来不久，谈的话题便从张学良在美国存款如何管理谈起，后来又谈到“有关赵一荻与于凤至的事……”，谁来高雄陪读等。据多方考证，宋美龄那句“汉卿，你又走错路了”的话当在此次。
“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宋美龄在这里用了一个“又”字。“他们都讲我当年走错了路”，所以她说“又走错了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中有一段对话：
访者：过去哪点走错路了。
张学良：就是……
赵一荻：西安事变就是走错路了。
张学良：她这个话很有意思，她说你好不好研究基督教。她就跟我解释说，你大概想我是混蛋，蒋夫人就是说他自己啊，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呢？
赵一荻：不是混蛋，是傻瓜。蒋夫人说，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傻瓜。
张学良：傻瓜。她说，我问你呀，上下几千年，永恒几万年，有地位高的国王、有渊博学问的人，这些人为什么都信基督教，我是傻瓜，难道这些人都是傻瓜。她就给我出这个题目，她说我愿意你好好想一想，研究研究，他们为什么要信基督教？
访者：她给您提出来谁了嘛？哪些人？
张学良：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有地位的、有学问的为什么信基督教。这不能是指谁，所以这句话很动我的心，她说，你想我大概是傻瓜，是不是这些人都是傻瓜？难道说，我是不如你呀！我是傻瓜，难道这些人都不如你聪明。
面对宋美龄带有质问口气的“开导”，张学良回以抱怨：“我对基督教，早年我年轻时也有过接触，我现在上哪儿研究啊？我一个人我研究怎么研究啊？如何研究起呀？”
宋美龄对张学良的抱怨并没有生气，想了一会儿，以商量的口气和张学良说，想请曾约农来陪读。曾约农是清朝名臣曾国藩的嫡系曾孙，早年留学欧洲，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20世纪50年代曾为台湾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以其博识宏论蜚声国际论坛。“曾约农血压高不能来，那么就说到董显光不刚从美国回来吗？他大使不当了，刚从美国回来。”“后来她说，你认识的董显光在这儿，董显光来跟你，你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呀，她说我给董显光打个电话，她打个长途电话，董显光说我很愿意来。”
张学良和董显光早就认识，在北平时，“我们都很熟，我们很熟很熟”。董显光曾在天津办过《庸报》，1928年张作霖被炸后，董显光在《庸报》上率先指出日本是凶手，揭露了“皇姑屯事件”真相，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董显光是留美博士，留美前即是英语教师，英文好，也信基督教，但“董显光对基督教也不是顶深的”。那宋美龄为什么选董显光来陪读呢？张学良心里十分清楚：“这个董显光和我这一段有很大的关系”。张学良说的“这一段”指的是1960年前后，这段时间对于张学良是至关重要的，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要求刚刚写完“忏悔录”，蒋介石也在表面上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监管力度，此时，蒋介石更在意张学良的“表现”。“董显光是谁呀？董显光是蒋先生的老师。”“蒋先生当年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董显光在中学教英文。那么所以他跟蒋先生很接近，很密切。这段事情蒋先生也就问董显光我这儿到底怎么样？”赵一荻说得更直接：“也是让董显光到这儿来考查他的思想什么，跟他接近，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不是故意派来，但是董显光这儿看你思想，一切怎么样。”
董显光和蒋介石同年出生，同为宁波人。董显光中学即将毕业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由于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董便到浙江奉化龙津中学任英语教师。他所教的学生中就有蒋介石。董与蒋的师生关系非常短暂，相识四个月，蒋介石就去了日本。此后两人都极少提到龙津中学时的这层关系，但这层关系确为两个人后来的交往奠定了基础。1934年，蒋介石亲自介绍董显光加入国民党，后来提拔他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中国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台湾驻日本和美国“大使”。蒋介石夫妇出国访问，包括出席开罗会议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董显光都随侍在侧。“董显光的英文很好，蒋夫人那时有时文章给他改。”把这样一个人安排在张学良身边，蒋介石自然可以随时掌握“我这到底怎么样”。
半个月后，董显光来到高雄。“这是转折点。以后就研究基督教。”
其实，这不仅是张学良宗教信仰的转折点，此后，其他方面也多有改变。
第一，离开高雄迁至台北。
信基督两个半月后（1960年4月3日），董显光从台北回到高雄，连夜来到张学良寓所，送来宋美龄的信和书，说“她（宋美龄）对我（张学良）甚为关心”。4月8日，在宋美龄的关照下，张学良搬迁到台北。从井上到高雄，再到台北，整整14年的奔波终于结束。
第二，蒋经国前来祝寿。
1960年5月31日，张学良六十大寿，宋美龄派人送来生日蛋糕。晚十点半，“蒋经国老弟同董（董显光）大使夫妇为我设宴祝寿”。饭后，又一同参观蒋经国别墅。“那时，蒋经国还没做大的事情，我们俩时常在一块儿随便扯。他随便问我什么，我也随便地回答，谈的内容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就是随便扯淡，谈谈闲事，海阔天空。”“六十岁生日过完，算比较自由一点了。我上哪走走路，去哪坐车兜兜风，去百货公司买买东西，到饭馆吃个饭，这都可以了，我要去做这些事，没人管，但有人跟着。除此之外，任何人还是不能跟我们随便接触。”
第三，第一次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
同年6月5日“十点五十分，我同董‘大使’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由卢牧师祺沃讲马太福音16、13，说明磐石和钥匙之真谛。十一点三十分许礼拜毕，‘总统’返出时，夫人特向余个人握手，使得众人注目……”士林礼拜堂这一幕，让张学良永生难忘。他终于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第四，漂泊25年，终于有了一个家。
张学良从高雄搬迁至台北之初，蒋经国安排他住在幽雅招待所。一天，宋美龄突然光临，张学良“仓皇出迎”，“夫人再三询问寓所如何，并至卧室小坐。”不久，宋美龄将张学良请到官邸，一见面就说，你要自己选一块地，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地点自己选，大房小房自己定。后经蒋经国同意，在台北市北投复兴3路70号买了一块地皮，建了一座二层小楼。新居落成时，蒋经国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院落很小，房子也很简单，比西安的三栋楼小多了，比北京的顺承王府简单多了，更不能和沈阳的家相比，可心情轻松多了。自从离开西安，二十多年了，一直到处漂泊，始终连个家都没有，这北投的房子一建，我等于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终于算有个安身的家了。”
“我们搬回台北不久董先生夫妇就到美国去了。”后来在士林凯歌堂“认识了周联华牧师。以后他就来帮助我读经和研究神学。因为中译的神学书不合用，周牧师就建议申请美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我就研究神学。一共读了十几年，才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每次寄来的功课必须由周牧师译为中文，录在录音带上。我听了之后，用中文回答问题，然后再由周牧师译为英文寄回神学院去。有一段时期，周牧师出国，我就自己用字典慢慢地读。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感谢主，在我读圣经的时候，上帝的光，照到了我的心里，使我明白他的旨意和圣经里的话，他的大能改变了我。他的爱，使我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我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我在1964年受洗。”
“上帝给我所安排的实在是非常奇妙。他先使我跟基督徒接触，又叫他的仆人和使女来带领我，又再给我安静的环境和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神学，然后给我安排到夏威夷来。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夏威夷来。来了之后，不久就被我们的亲友带到基督教公理会来做礼拜，听程嘉禾牧师讲道。”
在台湾时，董显光常到张学良家中，先是研究英文，以蒋夫人送给张学良的英文版《相遇于骷髅地》为课本。张跟董显光一边学英文，一边探讨基督教，一边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本书，最后，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出版时署名曾显华，“人家很奇怪，问我‘为什么叫曾显华？’我就告诉他们，‘曾’是曾约农的曾，‘显’是董显光的显，‘华’是周联华的华，三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合成我的笔名曾显华，是为了感谢他们三个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蒋先生，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碰《明儒学案》。
如果没有蒋夫人，我可能还继续沉迷于佛学之中而不能自拔。
如果没有曾约农、董显光、周联华三人，我也不会这么快就走上基督之路。
“曾显华”，是我走向基督的领路人。
通过对张学良与宗教关系的梳理，至少我们可以确知他于1964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为何在晚年虔诚地信奉基督，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来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是缘于早年青年会的经历。张学良喜欢新鲜事物，十六七岁就在青年会接触了西方基督徒，因对基督徒产生了好感，对基督教也发生了兴趣，这为晚年的皈依打下了基础。
二是缘于他被幽禁54年。54年的无所事事，为他专心研究宗教提供了可能。张学良真正与宗教的关系始于他1937年被幽禁于浙江奉化，自从被幽禁直到2001年离开人世的64年中，前16年以研究儒学、佛学为主，后48年主要研究基督教，这在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有他这样的“条件”。“我们念神学，念了十九年。如果一天到晚打仗，怎么能念神学？”
三是缘于基督教义和他对自己痛苦人生的某种理解有一个神秘的契合。基督教创立之初原本属于被压迫者的宗教，另外基督教教义宣扬人类从其始祖亚当和夏娃起就犯了罪，只有信仰上帝人类才能获救。被幽禁期间，张学良经常反省，他认为自己有罪，参加内战，“我们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真是犯罪啊。”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这种心理正好和基督教教义的原罪说有一种契合。
四是缘于现实的无奈和宋美龄的“引导”。张学良研究基督教始于失去人身自由、生命操控于蒋氏父子之手的情况下，受宋美龄“引导”所致。他信上帝，一是出于无奈，二是出于自保。如果他不失去自由，他不一定走向神学之路；如果不是宋美龄“引导”，他不一定信基督教；如果他不学习19年《圣经》，他不一定成为基督徒。用他自己的话说：“你要是不研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信。”
由此可见，尽管张学良信奉基督，固然是在宋美龄的“引导”、三位“家庭教师”的影响下乃至他当时被幽禁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只是表面的直接原因，而他既往的特殊经历、基督教义本身的内容特质和他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产生了某种契合，才是他真正走向神学之路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西方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以后是理，最后是人。”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所有信教的人未必都是如此，但笔者认为用来概括张学良信教的心路历程却很适宜。通过对张学良宗教历程的梳理，人们会发现他基本上是循着近神、明理、做人这样一条线：从年轻时茫然接近基督教，接着在孤寂中研习佛教，后来又在别人的“安排”下研究基督教，他在研究教义的同时观察现实，在痛苦中反思自己的人生，逐渐认识到仅用世俗的理性是无法解释这满腹是理却无处申冤、满身是能量却不能释放的现实，更无法摆脱明知天上有日月，却昼夜不见光亮，天下路千条却无一条走得通的人生困惑。逐渐逐渐他把目光投向了神秘的遥远，并在遥远深处发现圣光向他射来。他终于走上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路，一棵随风飘荡的浮萍终于找到了扎根的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