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帝那有本账，岂敢乱说
张学良的宗教观为他晚年人生总结提供了一把打开心扉的钥匙和一把衡量是非的标尺，同时也提升了他对往事认知的高度和思想意蕴。张学良的人生如同一部狂想曲：28岁以前是他的人生序曲，以流浪、异想天开为主题曲，揭开了他短暂而壮烈的政治人生；28岁时奏出人生的第一乐章：东北易帜，五色旗被彻底摇落，青天白日旗升起，分裂了16年的中国形式上复归统一；而立之年，他的一纸通电拉开了第二乐章的帷幕，100多万人厮杀了200多天的中原大战戛然而止；36岁那年，第三乐章西安事变开场，这是他以全部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演奏出的最壮烈的乐章，以举世震惊开场，以举国枪口一致对外终场。接着是54年的“锁嘴”，直到1990年才开口说话，奏响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乐章——口述历史。这最后一个乐章是对前三个乐章的总结；没有前三个乐章，这第四乐章不会精彩，没有54年的“锁嘴”，第四乐章不会如此之珍贵。还有一点，没有他对宗教的痴迷，恐怕他的嘴不会锁得这么久，不会在此时打开，也不会对往事有一种宗教式的宽容，思想意蕴恐怕也不会那样“圣洁”而丰厚。可以说，张学良的宗教观对他的口述历史是有较深影响的。
第一，口述历史的动机与常人不同，有传播宗教信仰，为上帝“传福音”的因素。
口述动机是口述者接受和完成口述历史的原因与内部动力。它影响着口述者为什么而说，选择什么说，说到什么程度。这就直接关系到口述历史的价值。
自1936年底南京军法审判后，张学良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外界听不到他的一点声音。张学良性格耿直，是位有话憋不住的“东北汉子”，他何以能“锁嘴”54年？当然首先是政治处境不允许他说。关键是他一肚子话憋了54年，居然没有憋出毛病来，还活了101岁，这就与他的信仰有关了。儒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的“多言多败，多事多害”，佛家的“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基督教的“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等观念，使他走向顺从、忍耐、忏悔、谦卑之路。他在口述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为什么不说？明白的人用不着和他辩，你和他争辩干什么。人啊，为自己申辩最无耻，评论是别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我毫不计较这事情。我喜欢研究历史，这历史的翻案不知道多少回，将来的都不知道了。胡适之也说过，历史看法是因人不同的，这个事情很难说。看他的立脚点、出发点、背景是什么，大家都是不一样的。历史没有定评，要紧的就是一件事情——正义。”“我是个基督徒，有这样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复。’不用为过去的事情抱不平，上帝会报。”
那他为什么后来又打破了“锁嘴”梦魇，开口说话了呢？一是他认为“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他是“过来人”，应该给“问路人”指个路。二是他在“锁嘴”期间，读了一些书，深感“最近之现代史，疑案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三是他把口述历史视为“证道”。“所谓证道，就是你给那件事作个证。”“给上帝做见证。”
他是过来人，有给迷路人指路的义务；其他人说的有失真之处，他有纠正的责任；传播宗教信仰、为上帝“传福音”、“做见证”是基督徒的“天职”。所以，当新闻记者问他为什么开口说话时，他回答：“我接受日本NHK电台访问，我是要对日本青年说几句话，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要再存过去日本人那种思想……我是劝现代的日本青年，世界上大家都应该和平相处。”
为什么要对年轻人说几句话？他认为“现在的教育是相当的失败，使我们念书的，不论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你问他们脑子里是什么？就是没有宗教信仰，……若脑子里有的信仰就是金钱，那问题就大了。”张学良：《对台视观众谈人生信仰》。劝青年学生爱国、树立信仰，是他开口说话的原因之一。赵一荻解释张学良为何做口述历史时说，“我们传福音就是人得悔改了，叫人不要再崇拜金钱肉欲了。”张学良和张之宇、张之丙多次说过，“我们现在谈话，就跟传福音一样”，口述历史，绝不是“来宣传我自己，我是借着这个来传福音。”“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讲给人们听。”从他做口述历史的动机看，已经注入了宗教因子。
第二，他以“上帝那有本账”自设威慑，增强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家漠视口述历史的主要因素。认为口述历史是口述者的个人记忆，它比文字史料的失真性更强。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就认为：“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转引自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史学家对口述史学的漠视，主要是对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
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口述者的信仰和人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张学良口述历史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帝那有本账”，说假话是对上帝的不敬。“我都九十多岁了，我没有对人不能说的事。我要做这件事，我不能对人讲，那我不做。假如说，你指着问哪一件事，那是怎么回事，我都能说。无论对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说，无论是我的私事，男女的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可以说。我自己考量这件事，我不能对人说，我不做，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无事不可对人言。……我从不对人说假话，我顶多不说，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他口述历史“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
当然，他的口述历史是否真实不能以他自我评价为标尺。不过，是不是“辩冤白谤”，是可以验证的。
历史上的名人最重视名，涉及名声问题是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刻意维护，确实是判断名人口述历史可信度的试金石。
涉及张学良名声的问题主要有：“中东路事件”是谁挑起的？“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谁下的？西安事变后他被判刑是对是错？一般学界都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挑衅所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蒋介石下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判刑是蒋介石背信弃义。而张学良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
提到“九一八”不抵抗问题，他说：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关于西安事变后被判刑，他说：“那蒋先生也没说假话，他后来真是不剿共了……所以自己请罪，那么我应该受死刑，等于叛变了，劫持长官在我们军队里是最厉害的罪，那就是叛变。”
采访者对判刑不理解，说：“不过，过去历史上，不是有将功折罪吗？”
张学良说：“那也不能那么讲，我没有功啊，没有去打仗。”“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任，我不往这人身上推，也不往那人身上推。”
按学术界普遍的说法去说，显然对他的名誉是有利的，也不会有人认为他说的是假话，心里活动，有谁能做出否定的结论？
他的口述历史已经超越了常人思维，一斑可窥全豹。不护己短，不隐己污，常人所不能；揭世人不知之短，晒他人不知之污，纠对己有利成说之误，只有深具宗教情结者方可做到。他以“上帝那有本账”自设威慑，使他在回望历史的同时将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了人生彼岸，这或许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价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他在中国政坛只执政八年，从西安事变直到1990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痛苦的回望、被动的“检讨”中度过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段时光为他晚年的口述历史做了准备。正因为如此，他的口述历史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包括阎锡山、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更加客观、真实而有价值。
第三，他的口述历史充满了宗教情怀。
“我也是受中国旧教育，儒家教育的。”年轻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张学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精神寻求中，他在晚年仰慕基督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精神，耶稣成了最终追求的精神楷模。
他在口述历史时极力赞美基督是正义的化身。“日本失败，日本投降了，那我心里很安定，我没有什么。我自己总想圣经上讲的两句话，‘申冤在我，报复在我。你不必为失去抱不平。’那么我就想，日本所得到的什么，两个原子弹，这不是申冤在我，报复在我？谁能让日本变成原子弹实验场，死了那么多人，谁招的呢？自己招的。谁主张，那是上帝主张，谁能做得到呢？怎么两颗原子弹都投到日本，日本死几十万人，所以，申冤在我，报复在我。何必呢？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么神，他的能力比我们大很多，谁给他做参谋，没有。谁能指挥他呢？我们人哪，做人哪，就是本着我们良心，问心无愧。”像这样赞美正义的话语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比比皆是。
他在口述历史时或赞颂宗教式的牺牲精神或以宗教的牺牲观念自喻。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典礼后，全体中委在门前照例合影，汪精卫突被爱国青年孙凤鸣连击三枪。枪响时，人都跑了，独有张继和张学良上前擒捕刺客。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时对此慨叹，“我在法国，有一次，看见刺客枪杀一位亲王。枪一响，那些警察、老百姓都向前跑，去抓那个刺客。而我们中央党部那次刺杀汪精卫时，枪一响，人全向后跑了，刹那间人就没有了。”回忆西安事变时，他提到宋美龄对他的评价：她说，“西安事变不要钱，不要地盘，要什么呢？要去牺牲。”“所以蒋夫人对我很好，很了解我。她说我是Gentleman。”他以宗教的牺牲观念自喻，以宗教的情怀解释自己以往的行动，以此呼吁人们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他用以德报怨的宽恕精神来化解个人恩怨。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教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对待他人，以宽恕的胸怀原谅他人的过错，以博大的爱心化解恩怨情仇。在此影响下，他以回忆的方式奏响了对宽恕精神的赞歌。他对监管他的特务们宽容。“他也是受命令所做的，我得原谅他。他也是很为难，很为难。一方面，他要不要得罪我，一方面他还要达到任务。”他对不理解他的人宽容。“我向来什么事情，尽到问心无愧就完了，旁的我不管。我不但不管，我还要原谅别人。人家也是人啊，人家不能像我一样傻瓜，人家不能不为自己打算打算。”他对治他罪的人宽容。“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
在命运的播弄面前，他以宗教的胸怀，宽以待人，他用一腔的真诚热烈地讴歌着宽恕精神，呼唤着崇高。
在对宗教人格进行赞颂的同时，他以宗教忏悔情结所内含的批判精神为武器，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拷问，对宗教的阴暗面进行了挞伐。如他说：“我这个人放荡啊，我不愿意受拘束。”“我没有女人差不多我不能活啊。”纪晓岚的一句话“影响我很大，他说‘生我的我不忍，我生的我不淫，其余无可无不可。’”“我这一生啊，没有坏的事情，就这个事情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跟我的部下，部下太太不来往。一个是我躲避嫌疑，一个是我这人乱七八糟。”他以自我反省的方式，忏悔着情欲的迷狂，以自我晾晒的方式鞭挞着灵魂的丑恶，这种不留情面地自我解剖，恐怕在所有民国要人口述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还对有些基督徒的虚伪进行了挞伐。“别认为基督教徒都是好人，基督徒也是人，他也有野心。……他一样的犯罪，他说不犯罪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
他还对来华的传教士进行了揭露，说有些传教士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他也不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