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没有信仰，你就是棵浮萍
有人之所以接近宗教，是因为他的生活经常处于无法抗拒的强力干预的环境之中；有人之所以悦神，是因为他在无奈之中相信：只有神高兴了，他生活中的现实沉重才能变得轻松。我们也可以说，张学良接近宗教是在无法抗拒的强力干预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也可以说他接近宗教有为了将自己苦闷、沉重的现实生活变得轻松一些，然而，却不能说他接近宗教是为了悦神。如果非要说他是为了悦神，那这个神不是超自然的，而是现实的，是生活在他身边，甚至站在他头顶上，而他又无法抗拒和摆脱的强权。
有人接近宗教，最终走进了神的怀抱，变成了宗教徒。张学良接近佛教是研究佛学，接近基督教是为了研究基督教。“我一度研究佛教，不是信佛教，是研究佛教。”一个从研究视角出发的人是成不了虔诚的教徒的。因为“你要是研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信。”张学良的宗教既不是一个虔诚教徒的宗教，也不是一个神学家的宗教，而是人的宗教，是一个政治家的宗教。
在张学良的整个人生中，思想和行动上不时地显现出一种好奇和反叛精神的特立独行。他出身军阀家庭，但排斥军阀政治；他研究宋明理学，但反对宋明理学。这种内在的气质特性，导致他面对权力、环境施加的种种影响时，表现出不情愿接受又不得不接受和表面接受内心拒斥的心理状态。这样，他的好奇心引导他在被动接受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人生哲理，反叛的孤傲促使他在拒斥中发现了一些一般人不大容易发现或发现了也不愿意言明的积弊。他如同一个长期被强制灌药的病人，一次一次地挣扎拒斥，大量药物被他拒之口外，一次一次的强制灌输，又总有一些药物流到了体内，长期的渗入，体内积淀的药物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些作用，他的思想、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就是他的宗教观带有明显多元性的根源。
在谈到个人信仰时，张学良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我是三教九流。她也说我是三教九流。”这里的“她”指的是和他相伴72年，离他最近的赵一荻女士。张学良虽然是开玩笑，但他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了他信仰的多元性，也道出了多数中国人的宗教观底色。
中国人的信仰既不像西方基督教国家那样单一，也不像中东伊斯兰教国家那样虔诚。所以有人说，中国几乎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
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以信仰的单一性和仪式上的虔诚性上讲，说中国几乎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从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上分析，这样说就有些令人费解。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相联系，离开了历史，我们无从理解文化，包括宗教。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宗教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
张学良说他的信仰是三教九流，绝大多数中国人何尝不是“三教九流”？我们就生活在“三教九流”的国度之中，信奉“三教九流”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历史。
“三教九流”一词，中国人无人不懂无人不知。“三教”最初指夏、商、周分别信奉的忠、敬、文。“王者设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为人教也。地道谦卑，天之所生，地敬养之，以敬为地教也。”班固：《白虎通》卷七，《三教》。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儒家对三代历史文化特征的总结，认为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便将夏、商、周三代所崇尚的道德规范与礼仪文饰特征“忠”、“敬”、“文”，总称为“三教”。这是关于“三教最早的说法”。印度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后，与本土儒教、道教发生冲撞，南北朝后期，儒、释、道三教开始露出合流的端倪，到唐宋时期，合流趋势基本成型，到元明清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确立了“以儒治世，以道养生，以佛修心”的“三位一体”、三教并施的模式。
“三教一体而分，不可单行”。为何三教并施、不可单行？“以忠、敬、文无可去者也。”“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之。”班固：《白虎通》卷七，《三教》。
何谓九流？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一曰儒家者流，二曰道家者流，三曰墨家者流，四曰法家者流，五曰名家者流，六曰阴阳家者流，七曰纵横家者流，八曰杂家者流，九曰农家者流。后来，民间又按社会地位，将“九流”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如：一流帝王相、二流官军将、三流绅贾商、四流派教帮、五流工塾匠、六流医地农、七流巫乞奴、八流盗骗抢、九流耍艺娼。
从“三教九流”的内涵和演变看，中国人在描述自己的思想世界时，既将思想领域的主要成分包括在内，又将现实社会中的思想主体——各阶层的人涵盖其中。这一世界，看似是对不同思想的零散集合，其实，它不是简单无序的罗列，它试图将进入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因子组成一个庞大而不杂乱的系统，并将这一庞大的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理解与阐释。也可能这一系统的涵盖面过于广泛，这一有机整体的内部结构过于复杂，导致有人得出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国度的结论，导致如何阐释都难以给人以清晰答案的印象。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将这一系统和有机整体概括为“三教九流”的目的，大概就是有意简化它的复杂。不管人们做何种理解，这就是中国人思想演变的历史事实。
张学良借用这一词汇概括他的信仰大概目的也是如此。不管人们怎么理解张学良所说的“三教九流”指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他思想信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
张学良生活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但他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基本分成两段，53岁之前，生活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世界里。自幼师从当地名儒，国学素养十分深厚，这从晚年口述历史时对中国古典诗词、历史典故、格言警句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如其分即可看出他与国学关系之深。53岁以后，开始研习基督教，开口闭口，不离上帝，买书看书，皆与基督相关，并渐入虔诚之境。由于经历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使张学良以独特的视角游刃于两种世界之中。53年积聚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使他抛弃了许多西方神职人员及宗教徒那种排斥异质文化的狭隘观念，48年研究基督教历程中形成的执着追求使他更加鄙视东方“官文化”中是非随官而转、宗教观念淡薄的思想意识，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放的、多元的宗教观。
在他看来，无论是信儒学、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一种信仰。他强调“做人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仰”，他批评现在有些人什么都不信，只信钱，“所以社会才这么乱七八糟”，“不管信佛也好，信道教也好，……你就不同。”人没有信仰，“就是一个浮萍。你有了信仰，你无论有什么信仰，你就有一个根”，“至于你那个根扎到哪儿去，那就是你信仰的地方”，“无论你信仰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基督教是高等的，你就扎到很确实的地方。”“没有信仰的人，就是水里的浮萍。”“我是三教九流，我什么都不排斥”，而且他对各家思想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对儒家思想有褒有贬，褒其宣扬待人忠厚，贬其压制科学，只为做官。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深入中国人的思想之中”，“这儒家思想对我做事有很大的关系。”“儒家思想……是一种忠厚的思想，……任何事宁可自己吃点亏。”逢事抱着吃亏态度的思想他是赞同的，不过，他对宋儒思想整体上是反对的，认为宋儒思想是“一种政治的学说，不是一种整个的社会学说。”“我认为中国到现在都不能强就是受宋儒的思想影响”，因为它压制科学，不在科学技术上下功夫，“尽在文字上搞”，“比如王阳明说的话，‘我看花，花就在；我不看花，花就不在。’”“我就反对他们这种说法，完全拿你自己的心学为出发点，跟实际上脱开。”“这种思想在我看完全是落伍的玩意儿，那已是过去的玩意儿。”“中国儒家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做官的思想。……你怎么能做官？你怎么能当官僚呀？完全是这种思想。我是看不起。”
他崇拜老子的道学，认为道教是与佛教互相融合又长期斗争的产物。东汉末年，道教创立之初和佛教传入之始，两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后来“佛教、道教分开了”，一般人，“也不知道佛教跟道教有什么联系。”道教的教主是老子，实际上“老子并没传教”，“一部分人，要跟佛\[教\]斗争，制造出了一个道教”，有教就得有个教主，这才把老子抬到了教主的地位，并奉《道德经》为教义。在他看来，老子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虽然在他执政时，儒学对他有很大影响，但他更欣赏老子。他认为老子思想深奥，风格迷人，“老子这个《道德经》是非常的深啊，他一开始就说得很深，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这种，中国有句话，玄呢。”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特别欣赏老子的道学。
张学良曾经沉迷过佛教，但他拒斥了佛教教义中悲观忍耐、四大皆空、求福于未来的观念，欣赏“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救世精神。“你要是为救人，存佛心救人，你可以杀任何人。”“你要杀人为自己私心或私事，那是有罪的。但是你为救人，那你杀人没罪。”“你杀错了人，你就要下地狱”，因此，菩萨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认为佛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是讲救人的，但讲得“狭窄，不真切”。佛教也讲“求”，“佛教他最后求的还是自己的福。那么基督教不是，不是求自己的福。”
佛教和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对于罪的承认及对人类苦难的关切是接近的，但脱离苦难的方法不同，基督教靠上帝，“佛教不讲神，不讲神学，讲的是社会学。”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佛教最高境界，空，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如禅学讲的“身非菩提树，心也不是明镜台，既然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空了。”他对佛教的结论是：“在我们现在看，这都是没意思的事。”可见，他更偏爱的是基督教的救世理论。
在张学良的宗教观中，他最推崇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比佛教高得太多了”，“我说这句话是站在社会学的宗教观念上来说，不是站在宗教的地位上来说。”站在社会学的宗教观念上，他推崇基督教什么呢？
第一，他推崇基督教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年轻时他就佩服基督教领袖马丁·路德，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传记就是《马丁·路德传》。“当年我对宗教，我对马丁·路德那是很佩服的，所以我就看看它。”还在书上“批了很多的小字”。他最佩服马丁·路德为宗教改革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过去都是天主教嘛。是他改教，……那个时候改教是犯罪的，犯很大罪”，主张改教的人被“烧死两千多人哪”，“他说为正业，为道，他说火我敢走过去”，“我为真理我不在乎。基督徒就是这样。”“那火我走进去，我情愿死。”“你不用问我，我走就是了，不在乎。”
第二，他推崇基督教追求心灵自由的观念。
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是最为宝贵的，对张学良而言，自由，是他最大的渴望。他对自由的理解，不仅别有一番深意，而且在他的“笑谈”中常人总能感觉有一种凄楚挥之难去。关于什么是自由？怎样才能实现自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张学良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所谓自由，就是你不为你那个私心拘束了。”显然，他说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不受私欲所累。人最大的私心莫过于对生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他认为基督教解决了这一问题。“一般人怕死，……基督徒没有死的思想。”“我们死的思想是什么？不过是我们搬搬家就是。”“死是很光荣的，不仅是光荣，是很快活的。”他常说：“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对“天国”的向往，对死亡面带微笑的拥抱是基督徒自由信念的主要支撑。关于如何实现自由，他认为只要信上帝就能实现，即“得救”。“得救这两个字，一般人不明白这句话，就是你真正信了上帝，你能认识上帝。”信上帝需要主观争取，如同“火车在那儿摆着，车站有，那你不上车，……上帝也不能拉你上车。”“上帝不能拉着你耳朵，让你上火车。”信了上帝才能不畏生死，有了这种信念，对内在世界的固守就变得更加坚强，对上帝的“信”也会更加虔诚，这才不会受世俗的操纵，不会成为人的奴仆，而成为神的奴仆。
做神的奴仆就是精神自由。张学良说：“我不过是上帝一个仆人，一个工具。”“他怎样使用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工具弄得干干净净，等着使用。”“上帝是窑匠，我们都是泥巴，……那个泥巴就由窑匠捏就是了。”“他要把我们做成个杯子，我们就是个杯子。”“他要把我们做成尿盆，我们就是尿盆。”基督徒的自由来源于对上帝的“信”，将一切交托给上帝了，自由也就实现了。我“为什么有自由？就是有耶稣与我同在。我什么都无所畏惧。”
第三，他推崇基督教的博爱观，“宗教信仰就是一个爱字。”
爱是信仰的核心理念。爱包括：（1）爱自己的祖国。1990年，他在台北祝寿会说：“现在，我虽然是老迈了，假如上帝有什么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我必尽我的力量，我所能做得到的，我还是照着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张学良：《在台北祝寿会的讲话》。（2）爱自己的工作。“有个人说得好，我非常佩服这句话，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做什么事我都给上帝做事。’他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纳鞋底的，做皮鞋的，他说，‘我拉这个绳子，拉得紧紧地，等于给上帝做一样。’简单说，各尽职守。比如说你当一个教授，我尽量看护这些小孩，好好教他们念书，我有多大的知识我都传给你，就完了，这就是各尽职守。”（3）爱自己的身体。“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我的身体是殿，我们要清洁我们的殿，准备上帝的圣灵来居住”，“我自己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我自己多活几天，或者享受，我完全是为\[完成\]上帝的使命。”张学良：《在台北祝寿会的讲话》。
基督徒的“爱”有三种境界，一是爱人如己，他晚年给人写信、题词，用得最多的词汇就是“爱人如己”。二是超越世俗之爱，他认为为了金钱、肉欲、名利而产生的爱都不是真爱。他晚年写的“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子汉，光明磊落度残年”一诗是他对超越世俗之爱的最好注脚。三是舍己爱，“爱就是牺牲”，耶稣的爱就是舍己之爱。
第四，他认为基督教不“教”，是真实的历史，是一种事实、一种经验、一种体会。
好多人不认识基督教，对基督教有种种错误的认识。在我们基督徒看来，没有基督教这一说，但从社会学眼光看基督教，说基督教是个“教”。就是我们说的“道教”、“佛教”那些“教”。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是“教”。比如说，我就不承认基督教是“教”，只承认基督教是件事实。是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耶稣降生的时候，由他那个人所发生的种种事实。
至于我们基督教的人，是怎么个信法？这不是迷信，这与一般人的说法完全不一样，讲起来是非常深奥的。看起来基督教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我们说基督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比如讲我个人，我相信基督教，是我对基督教的体会。
我们信仰他真有这么一个人，是他所做的事情，而由他身上显示出来上帝的实在。另外，我们从教义上说，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张学良：《答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问》。
这一认识足以证明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虔诚的，因为“假如上帝不存在，那么，你崇拜他或向他悔罪，便无任何意义。”\[英\]斯温伯恩：《一个自然神学家的使命》。
中国是一个宗教情感比较淡漠的国度，虽然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信众，中国自己也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到处都有人烧香礼佛、磕头拜神、唱圣歌、读圣经，宗教热情看似温度很高，若问他们宗教是什么，好多人会张口结舌，或只能说说某一宗教简单的礼仪、外表的象征，却谈不出内在的本质。即使有些信众也能背背条文，甚至是侃侃而谈，但宗教在他们心中担负的是过多现实的、政治的功利。在多数人那里，宗教要么是政治理想的对比性参照和否定的对象，要么是在为社会伦理或个人痛苦提供宗教注释和止痛良剂。但张学良的宗教观并不是功利性的，也不是表层化、简单化的，它具有提升人生追求目标价值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意义。剔除了实用主义的功利性，对宗教本质进行理性阐释，是张学良宗教观的一大特征。
张学良宗教观的另一大特征是它的包容性，就像缪勒指出的那样：“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这一观点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用来评价张学良的宗教观是再恰当不过了。由于他对儒学、道学、佛学、基督教都有认真的研究和较深入的思考，使他的宗教观中既有对儒学现实主义的重视，又有对道教崇尚自然、看淡名利的赞扬，还兼对禅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担当精神的称道，更有对基督教“平等自由”、“爱人如己”和为真理而献身精神的赞美，这种中西交融、多元开放的宗教观，尤其是他对佛教与道教关系的阐述、对佛教与基督教理性的比较，一方面为我们研究他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他不自由的人生插上了飞向自由的精神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