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土不能让外人控制。”
国家领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捍卫领土主权是封疆大吏的主要责任。张作霖是北洋时期的大人物，对如此重大问题十分明确，封疆大吏就要为国家守住每一寸土地，为保证国家对领土范围内的人、物、事行使管辖权和资源享有权而努力。张作霖收复外蒙古（今蒙古国）的努力在张学良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奉天势力逐渐大起来了，我父亲就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注：巡阅使，官名。北洋政府对控制两省以上的军阀，授予巡阅使官衔。1918年9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他那个时候不想做内战的事情，他认为内战对中国破坏太大了。他想往西拓展，重点想往外蒙拓展。” （注：参见\[日\]园田龟一：《怪杰张作霖》。园田龟一在奉天从事报业多年，对张作霖及其奉系的发展比较熟悉，所掌握史料颇多。）
外蒙古原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11年沙皇俄国乘清朝灭亡之机，策动外蒙古分离势力宣布“独立”。1915年，中国、俄国和蒙古三方在恰克图缔结的《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规定，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权。其实，实权掌握在沙皇俄国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内政陷入混乱，无暇顾及外蒙事宜，中国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史，经营漠北，外蒙古于1919年11月放弃“自治”，重归中国。直皖战后，外蒙古分离势力在当时盘踞在中俄边界的白俄残匪恩琴唆使下，击溃了驻防库伦的中国军队，再次宣布“独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之后，就把统一外蒙古作为头等大事开始酝酿。徐树铮兵败退回张家口和恰克图一线，张作霖认为梦寐以求的统一机会来了，他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吾事成矣。”
“民国十年……白俄军遂占领库伦据有外蒙。而当时之苏俄屡宣言，如中国不将恩琴驱除，苏俄势将派军征讨。”外蒙古形势危急，中央政府命察哈尔都统王廷祯进军库伦，王见有“剃头将军”之称的徐树铮都败走张家口，因此对出兵外蒙古的中央命令犹豫不决。张作霖闻讯急电中央政府：“当此外蒙危急之际，如都统不出兵，则应派奉军出征。”
1921年5月25日，“总统徐东海（世昌）征询我父亲意见，问外蒙古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父亲表示，一定要用武力收复，中国的领土不能让外人控制。” （注：1921年2月，外蒙古分离分子再次宣布“独立”。5月30日，徐世昌总统发布总统令：任命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出师戡乱。）徐世昌大总统便郑重宣布：“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定指挥官全由张作霖负责。”张作霖慷慨陈词：“外蒙乃中国之领土，今终为异族所占领，使中国国民蒙受奇耻大辱。保全国土，军人有责，征蒙问题已再无讨论之必要，作霖既已从元首受命讨伐，不日即将率关东健儿，为收复外蒙而驰骋于漠北原野。如能从异族手中夺回蒙古，作霖虽死于万里塞外，区区之身亦不足惜。”
徐世昌遂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注：经略使，官名。多设于边疆地区，经略一方军政。始于唐代。蒙疆经略使职衔的提出，可上溯至民国初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袁世凯以蒙疆经略使为诱饵，试图对其进行拉拢，未遂（杨荫杭《何不巡阅库伦》，原载《申报》1921年2月27日。转引自杨荫杭著、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奉系张作霖出手帮助直系，使得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迅速垮台，北京政权继而由直、奉两系共同控制。然而，胜利者的暂时“同盟”很快因利益分割不均而出现裂缝，使得夹在两系军阀斗争中间的靳云鹏内阁左右为难。1921年2月4日，白俄势力恩琴部攻占库伦，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迫使当地北京政府驻军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决定由直、奉两系分头出兵平叛。参见张建军：《从蒙疆经略使到热察绥巡阅使——民国北京政府后期奉直两系对蒙古地区的争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得东三省和毗邻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连成一片，整个北方基本统一，张作霖由“东北王”一跃成为“满蒙王”。
“满蒙王”为了收回外蒙古，“就组织征蒙军，想讨伐这股蒙匪，计划把蒙匪消灭后，在外蒙建立三个省，以此巩固中国边疆安全，遏止外患侵入。（注：张作霖为征伐外蒙古，组建了8个混成旅，旅长分由郭松龄、张海鹏、汤玉麟、蔡永镇、李桂林、牛永福、赵恩臻、巴英额等担任。） 为了征蒙，我父亲做了个详细计划，他想自己亲自实行这个计划，把他原来做的事情让我去做。……我父亲回到东北，就做他的蒙疆经略使，他很重视这个官衔，一心想经营蒙古。那我父亲已经差不多都行动了，开了好几次征蒙军事会议（1921年6—7月），还召蒙王来奉天，交换意见。让张辅忱代理东三省巡阅使署、奉天督军署日常事务，自己亲自指挥28师向热河朝阳、赤峰前进，命令29师向海拉尔、27师向满洲里进发。曹锟看奉天的军队往外蒙那边移动了，他就对王占元下手了（1921年8月）。那时正赶上湖北王占元的第二师发生哗变，直系趁机出兵，把王占元赶跑了，占领了两湖，吴佩孚当上了两湖巡阅使……我父亲看曹锟说话不算数，趁东北军征外蒙之机，夺取了两湖，直系坐大，三分天下他有其二了，就把去开辟蒙古的军队调回来了，向关内集中。”
我父亲本想在乌里雅苏台（注：乌里雅苏台，位于今天蒙古国扎布罕省境内。康熙帝三次亲征西北，有效地控制了漠北蒙古后，于1733年设置将军府，就驻防于乌里雅苏台，统辖喀尔喀四部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二区。辖境相当于今天蒙古全境。乌里雅苏台城是清代漠北高原三大军事重镇之一。）那儿开辟三个省。这可是中国的大问题。外蒙古和内蒙古不一样啊，外蒙古虽然人口少，但面积大，历史上就总和中原王朝若即若离，不十分紧密，辛亥革命后，离的苗头越来越明显。对这么特殊的地方，我父亲当然要争了。
回顾这一段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假如直系不谋夺王占元地盘，而东北军之征蒙事遂，彼时将库伦收回，安有今日之外蒙伪共和国乎！同时我父亲眼光已向外注视，（那个时候奉天省库存约有三四千万，此乃奉天省长王岷源理财之功绩也），甚想经营外蒙，如此志愿实现，当然不可能再参预内乱。后之研究民国史者，请勿忽略此件大事也！
可见张作霖对张学良影响之大之深。
“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
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从出发点和根本立场上看，张氏父子如出一辙。尽管学术界有一种声音，指斥张作霖卖国，在张学良心目中，他更敬佩他父亲，他坦然自己“没有他父亲的能耐。”
张氏父子均曾身居国家要位，碰到的问题基本包括了国家主权的全部内容。不仅如此，张氏父子执政的年代与今天不同，当时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利益并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认同和尊重，甚至经常遭到日俄两国和其他列强的蔑视、凌辱和剥夺。这样，在维护国家主权的路上必然充满荆棘，甚至是凶险。我们评价这样的人物，宜以大仁论其政，以大义评其战，以大节观其人，以远见察其时局之主张。不可忽略敌强我弱之背景，不可淡忘维护主权之艰难。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沈云龙认为，张作霖“虽身处日俄两大强邻之间，却时刻不忘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周旋折冲，软硬兼施，不循故常，使觊觎者于既得权益之外，无可再生妄念，得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他能始终善为利用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置身事外，不与国内军政纷扰纠结一起，当可与五代十国时以盐枭起家而管辖浙东西十一州的吴越国王钱镠媲美”。（注：沈云龙：《从历史观点看张作霖的成败得失》，台湾《传记文学》第21卷第4期，第25页。）
台湾学者张式纶认为：“民国以来东三省承清季丧乱之余，如雨亭先生出而主持军政，绥靖地方，建设经营，则日俄战后，地方糜乱，人民涂炭，不知伊于胡底。如东北军政不能自卫，则南北满早为日俄所吞并，而无待于‘九一八’。华北内蒙之续被侵略，亦无待于‘七七’。外蒙古之独立，亦必大为提早。东北军进关则促使曹吴失势，有助于北伐。东北军出关而促进和平统一，是进退皆有益于大局，有造于国家。雨亭先生以一人之进退生死，而攸关世局与国运，如此其巨大，如此其深远。生为东北之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编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为民族英雄、历史伟人”。（注：张式纶：《论张大元帅雨亭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1卷第4期，第29—30页。）日本有位叫伊原泽周的学者评论说：“其实，日本对张作霖，只是希望他能像日俄战争后那样，为日本‘鞠躬尽瘁’，即使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日本也希望他能做个‘儿皇帝’。这样，日本可以通过张作霖独占东北权益，以摆脱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束缚。但张作霖不愿寄人篱下，企图做唯我独尊的国家元首，这又是日本当局绝不能容忍的”。（注：〔日〕伊原泽周：《张作霖“讨赤”与田中内阁》，《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专家，英籍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评论说：对于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张作霖不是日本的傀儡。……张作霖试图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一个工具。在这个限度内，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然而，从其经历看来，他似乎确实坚定地坚持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只准备向日本人或东北自治的支持者们作出最为难于避免的策略上的妥协。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应当得到比他通常已经得到的更为积极的评价”。
张学良研究会会长、辽宁大学胡玉海教授和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郭俊胜研究员在《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研究概述》一文中说，“在国际交涉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妥协和让步都是必须的，更何况我们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不能因为张作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有妥协，就说‘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考察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在铁路建设、设领设警问题、商租问题、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以及军事冲突等各项交涉中，张作霖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张学良自幼在这样一位父亲身边长大，父亲的言行不可能不对崇拜他的儿子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他所面临的国家问题比他父亲在世时更加复杂和严重。张学良从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日俄两国的狡诈与凶残，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国力相差悬殊、国与国政治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的艰难，因而他更敬重他父亲的智慧与勇气。1957年蒋介石曾鼓励张学良写一写民国往事，他写了一本后来称之为《杂忆随感漫录》的书，书中有不少文字是写他父亲：
“我父亲的为人和他的事业，绝不是这短短篇幅所能写得完的，也不是我这文笔的能力可以写得出来的。又加上我一追想他老人家的事，我的情绪你们也会想象出来的。”
“总之他是一位历史上不可抹煞的人物。……现在我斗胆以子论父，给他老人家下一个论断：生非其时，他确有刘邦、朱元璋之风度；亦具有项羽、陈友谅之气概；英雄豪杰也！”
1932年4月，张学良在欢迎李顿调查团时有个讲话。讲话中他深情地回忆起他父亲：
父亲总是否定我的意见。“你年轻还不懂，你认为我喜欢战争吗？我的目的就是以战争结束战争。我希望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依靠统一免中国丧失东北。东北每天都在虎口之中。中国统一、强大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连我父亲的政敌都认为，父亲张作霖因不把中国的主权让给日本而致身亡。（注：张学良：《我对日本积极政策的经验》。）
不论这样的论述是否公允，但从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父亲的敬重和父亲言行对他的影响。影响他思想的人都可以称为他的“导师”，只不过有的导师偏重于“无言之教”，以行为主；有的则“言行并重”。在张学良身边，聚集了一批有思想的人，对张学良思想影响最大者，除张作霖外，就是郭松龄。
“没有枪杆子，就掌握不住印把子。” （注：王翔瞵：《奉郭战争见闻琐记》。）张作霖靠枪杆子打天下，自然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张学良19岁那年，张作霖为培养中下级军官，以从基础上加强奉军的实力，重新开办荒废多年的东北讲武堂。为了使自己的继承人日后顺利接班，他让原本想穿白大褂的张学良披上了绿军装。在讲武堂，张学良结识了对他日后产生的影响仅次于他父亲的郭松龄。
“军阀自身也需要革命。”
郭松龄，比张学良长8岁。22岁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奉天中路巡防营朱庆澜部任哨长，次年随朱入蜀。在川期间，曾入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1911年升任管带，旋即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奉天。民国初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时，朱庆澜由黑龙江调任广东省长，郭应邀赴广州，被任为驻粤滇军讲武堂教官。曾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 （注：郭松龄简历见任松、武育文：《郭松龄》。）1918年，郭松龄返奉，先任督军署参谋，东北讲武堂重开，被聘为战术教官。郭松龄是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军人，对张作霖不断对关内用兵，不以为然。郭松龄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 （注：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4—5页。）
在讲武堂，郭松龄见张学良聪明进取，是棵好苗子，遂常向他宣传“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思想，并传授数学、物理等炮兵所需要的知识。郭性格沉稳寡言，不事应酬，待人谦和，谙于军事，常着士兵服装在练兵场上身先士卒，深受张学良称许。张学良虽然年轻，却知人善任，视郭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两人迅速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后，为征蒙所需，奉军扩编为十个旅，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因吉林剿匪有功，被提升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三、八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署办公。此后，两人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放手让郭松龄整训部队，凡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都由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他自己只是注意调整郭与张作霖之间关系。共同指挥，共同作战，直到郭松龄反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这时的张作霖，除占有东三省、热河、绥远、察哈尔外，又控制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直至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军阀。张作霖为进一步武力统一中国，准备“大封诸侯”。张学良建议任郭为安徽督办，张作霖已同意，郭得知后，提出要求说：“南方人心怀叵测，必须带二师重兵，方可足资震慑！”杨宇霆反对说：“如果我去，则不带一兵一卒，只凭政治手腕，不但苏皖二省可保无虞，并在半年之内，可使长江中下游各省来服我东北。”张作霖担心督办带重兵上任，必引起南方怀疑，恐激成速变，旋以段祺瑞政府名义任命杨宇霆、李景林、张宗昌和姜登选为江苏、直隶、山东和安徽督办。
1925年秋，受张作霖排挤的冯玉祥与孙传芳联合反奉。张作霖准备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因受杨宇霆排挤而失去安徽督办一职，心怀不满，不愿去打冯玉祥。10月，郭去日本观秋操，正赶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郭向韩表示，张作霖“若是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在奉系集团中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他一方面反对军阀内战，主张改革政治，“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多次向张学良表示，不能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打仗争地盘，这一主张深得张学良赞许。另一方面，郭松龄第二次返奉后，就有夺取奉军、改造东北的雄心。他曾向刘鸣九表示要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期望做一个善于治国的领袖，名垂千古。（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五卅”惨案后，李大钊曾派人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郭松龄回国后，即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结成反奉联盟。郭、冯还正式签订了密约。（注：据高兴亚所著《国民革命史稿》所载，密约写明：“甲（冯玉祥）乙（郭松龄）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与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冯玉祥签字日期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龄签字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见沈述：《郭松龄反奉始末》。）密约中议定冯玉祥据西北，直隶（今河北）归李景林，郭松龄管东三省及内蒙古，冯、李共同支持郭反奉。
当张学良携张作霖的命令和郭商议进攻国民军计划时，郭松龄愤然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安徽、江苏的失败，断送了奉军三个师的兵力，现在又要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并提出“父让子继”，改革三省的主张。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和主张革新东北，张学良是赞成的。但郭要“革”张作霖的“命”，张学良自然不能同意，劝郭回心转意，无功而去。
郭在滦州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同时表明“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注：《郭松龄在滦州致张学良信》，《晨报》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到昌黎又写一封长信给张学良：“公（张学良）应对上将军张作霖尽忠尽孝，但是，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最后还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 （注：《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信》，《京报》1925年11月30日。另见《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1986年第16辑。）
郭松龄反奉和因反奉被杀，对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给饶汉祥的书信中，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迭次致书茂宸，均为先生所亲见，并无一语怨及茂宸。（注：《复饶汉祥函》，《满洲报》1926年6月1日。饶汉祥（1883—1927），湖北省广济县人。清末举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曾任黎元洪总统府副秘书长。民国时期“广济五杰”之一，其余四人为居正、郭泰祺、刘文岛、张导民。郭松龄反奉时，饶为秘书处处长，以郭名义发表的反奉电文和致张学良函多由饶亲自起草。郭兵败后，饶寓居天津。1926年春，奉军攻占京津地区，饶怕遭奉军报复，所以致函张学良解释。饶擅长文学，其骈体电文，在民初公牍中风行一时。著有《珀玕文集》8卷、《珀玕诗集》16卷、《珀玕词集》1卷，另《黄陂文存》8卷，即其代黎元洪所拟文稿。）
对郭松龄反奉，张学良感到痛心，但认为郭松龄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和进步思想。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人格赞美和思想认同，形成了他与军阀抗争的批判精神。据何柱国等人的回忆，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时，张学良曾产生了欲将张作霖创立的奉军改为“北方革命军”，与北伐军合流的想法。尽管此事的真实度有待考证，不过，张学良的头脑中确实接受了诸多来自于郭松龄的新思想。他曾说：“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直到西安事变时，张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病中的齐士英，二人回忆起郭松龄，两人都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注：金亚东：《郭松龄与东北军官教育班》，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76页。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载：“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意大利诗人阿利盖利·但丁把人生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成年、老年和衰老），第一个时期也叫生命的增长期。“对第一个时期没有人会有疑问，每个聪明人都同意，它持续到25岁；因为直到这时，我们的灵魂主要是给肉体以成长和美，这时人身上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而理性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分离；理性虽然正在建立，但在这个时期之前有某些东西如果没有成年人的指导是不能做的。”
诗人但丁的分法显然说的是思想人生，这完全适用于对张学良思想人生的阶段划分。
25岁之前，张学良的思想奠基完成。这25年，在他思想人生的长剧中算作序幕。序幕里，真正作为人生主人的张学良还没有出现，虽然在舞台之上，不断地看到他穿梭的身影，但主角不是他，只有为他而来的人才会发现他，找到他。
人们注意的是他人生序幕的宏大背景：帝国主义时代被蹂躏下的中国。在这一宏大背景中最显眼的部分，也是奠定了张学良思想人生根基的部分，是欧风美雨袭来时中华古老的文化气流与之对抗、搏击、厮打、交集时产生的火光和团团浓雾。在这期间，不知所措的张学良一直躲在父亲张作霖的背后，看他如何迎着火光在浓雾中穿行。序幕即将落幕时，郭松龄出场了，此时他已经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本领，他感兴趣的只是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那部分。当然，序幕中还有一些关键的人物，如他的母亲和私塾老师，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他父亲和郭松龄。
任何人的人生都无法摆脱他所生活的时代，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一直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心，他人生的底色就是此时染就的。
人的理性的建立都无法摆脱他所崇拜人物的影响，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他父亲给的，他在人生奋斗的途中一直模仿着、崇拜着他的父亲，直到晚年，在他口中也没有说出比他父亲更了不起的人物。
序幕不是正剧，奠基不是完成，但没有序幕，正剧无法开始，没有思想的奠基，人生之路就找不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