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孤独，真正的百年孤独
悲剧的主人公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如同一根蜡烛，本来是可以发光的，却在刚刚点燃不久就被移入了缺氧的时空。他们顽强地和命运抗争，奋力发出一些可以温暖和照亮别人的光，却又遭到命运更加残酷的捉弄，包括得到温暖和看到亮光的人不仅不感恩，还投以轻蔑、嘲笑，甚至是斥责，最后被锁在了强权的密室。
谁有他的孤独久？
翻开历史，这样的人很多。如汉代史家司马迁、魏晋玄学家嵇康、宋代孤独女神李清照，德国哲学家尼采和叔本华、荷兰印象派画家凡高等等，他们的人生都是孤独的，不幸的。他们的不幸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活着的时候因无人理解而孤独，为了释放孤独而创造，创造出来的思想、壮举又不被时人理解；二是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却没有享受到一般人都可以轻易得到的人间温情，想得到也应该得到的却得不到，这两点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不幸。
孤独不是慎独，慎独是一种自我约束的状态，而孤独的人是想摆脱他人的约束而无方，寻求他人的理解而不可得。因此，怎么说孤独都是痛苦的，痛苦是孤独的影子，孤独的生命延续得越长，遭受折磨的时间越久。
盼百之人众，人生足百鲜。也可能是出于尊重，当对历史有贡献且高寿之人走完人生之后，人们常常习惯称其为百年人生。如大师季羡林逝世那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书名就叫“百年人生”。可见，百年人生的“百年”，有时不是个确数。
然而，张学良不同，他的人生是真正的百年人生，而且是孤独百年的人生。真正称得上“孤独百年”的中外历史名人，恐怕极其少有，司马迁和尼采都不到60岁就去世了，嵇康和凡高的人生更短，还不到40岁，李清照和叔本华活的时间久一些，也刚过70岁，而张学良刚好100岁。
这些人对历史都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他们的名字不断地在世人眼前闪耀，而当品味他们的人生时，给人最突出的感觉却是苦涩，品到最深处，都让人不自觉地眼含泪水。
尤其是张学良，他的人生虽然足百，但有超过一半的时间生活在深山里、破庙中、孤岛上。即便在囚徒生涯之外的时间里，他的人生也很少离开孤独。
少年丧母，孤独从孤单开始
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保护神和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张学良回忆，辛亥革命那年的一天晚上，“我母亲把我找去了，她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有几十块大洋，帮我系在腰上。她说：‘今天晚上恐怕有事，要是有事，有枪响，你就赶快跑，等稍微平息点儿呢，你看哪个老头好，跪下给人磕头，把袋子里的钱给人家，告诉你是谁的儿子，让他把你送到你爸爸那去。’‘妈，你呢？’我问。‘你别管我。’我说，‘你上哪去呀？’她说：‘你不用管我，你不要问我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预备着要自杀来着，要是乱军打进来，她把我放走，让我跑，她就在家自杀了。一说到这，我心里就难过啊。”
11岁，这是个刚懂事还不算太懂，正是需要母亲呵护和培养的关键年龄段，而他的母亲因病撒手人寰。再没有人在关键时刻舍命保护他了，他能不难过吗？
在古代，父殁称孤，母丧称哀，因哀伤甚于孤独，说明母亲在未成年儿女的成长过程中的地位重于父亲。张学良孤独百年的人生是从哀伤开始的。
青年丧父，家中顶梁柱断了
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28岁，这是个初出茅庐，不到而立之年，涉世不深，难擎重压的年龄，而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在这一年突遭厄运，被日本人炸死在离家不远的三洞桥。
张学良自己说：“以前的家庭都是几代人住在一起，我家里人很多，是一个大家庭。我姑在我家里住，我姑还带个儿子。我二伯父死后，扔下好几个太太，一个大闺女，还有两个儿子，都住在我家。我舅舅被马踩死后，我的舅妈，我的外婆，我舅舅的儿子，一大家人都住在我家。”张作霖有六位夫人，各有子女，都住在一起。“我第五个母亲的妈妈也住在我家。”“我们在奉天的老家，分东、中、西三个大院落。”“除了奉天，在北京我们也有家。顺承王府（注：顺承王府，即顺承郡王府。始建于顺治初年，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路西。北洋时期为张作霖购买，辟为大帅府。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办公地。）就是我们的家。院子里可以跑马。”“东北有一个很大的农庄，农庄有多大，我也搞不清楚，光马就有几百匹。”
张学良是家中长子，父亲离世，家中的一切重担都天然地落在了他的肩头。
一位28岁的年轻人，在家中顶梁柱突遭折断后，他能将这么复杂且已经坍塌的家庭重新撑起来吗？家人心中无底，连张作霖的把兄弟们也替这位“少帅”捏把汗。
不仅如此，还有更重的重压在他肩头之上。
手举“元帅旗”，脚踩钢丝绳
家庭即便能撑得起来，张作霖作为“东北王”留下的烂摊子，他能收拾得了吗？东北的当家人突遭不幸，军政内部人心不稳，关外战事吃紧，南军步步相逼，日本人不停地捣乱，中东路争端再起，整个东三省的乱局如同山一样压在了这位年轻军官稚嫩的肩头。
当时的情形，似可以这样形容，张学良背着整个东三省，手上举着“元帅旗”，脚下踩着钢丝绳，东北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前途都命悬一线。
如果他挑不起东三省这副重担，收拾不了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日本人一定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南方的北伐军也有可能乘胜追击，消灭东北集团。
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皇姑屯事件”本身就是日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北伐军兵临北京城，张氏政权岌岌可危，正是日本看到了张作霖已经走进霉运谷底的时刻，它才掐脖子要好处，脖子没掐住，好处没要到手，这才有皇姑屯炸车案的发生。强盗为什么出招就坏，一是它坏习惯了，二是它骨子里就没什么好招。日本从骨子里就想坏中国，坏天下。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明治天皇就种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坏种，直到今天，因为它的波涛开拓受阻，国威越布越弱，所以，这颗坏种至今未绝。
日本制造皇姑屯炸车案，也是这个思路，它想占领东北，张作霖成了它开拓疆土的障碍，它想树立国威，在中国“立棍”，张作霖把它的威灭了，把它的“棍”撅了，张作霖成了它的眼中钉，肉中刺，如今张作霖死了，钉子和刺拔除了，日本就会放心大胆地干了，它们没有在张作霖那里得到的好处，就会千方百计地向他儿子施压，或者找借口出兵东北，没有借口就会制造借口。如果张学良捂不住东北，局势乱了，日本一定会乘人之危。
张学良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稳定东北大局，别让日本人看出东北之危。
不知人之危，乘危之心不生，不见人落井，下石之歹意不启。稳住了政局，就等于暂时捂住了日本乘人之危之坏心，捂住了日本落井下石之歹图。
关键是，只靠将断还连的一丝封建纽带和“老帅”身后的一点余威，勉强坐上“东北王”位置的张学良有能力稳住比他父亲在世时还岌岌可危的局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