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不识途，偏遇“十字路”
1928年既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张学良政治命运的一年。
决定命运的年份，常常是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
“皇姑屯事件”后，东北处于十字路口，究竟东北走向何方，面临四种选择：
完全独立，帅死旗不倒，把北洋政府移都奉天，让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在帅府门前飘扬，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继续与之对抗。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在张作霖上车前就说过：“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给你们看看。”
第二个选择，半独立，效仿1922年张作霖东北自治，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把山海关把住，自扫门前雪，不管关内瓦上霜。张作相等老派多持此见。
第三，与日本周旋，借助日本的力量，对抗南军。日本人频繁出入杨宇霆家门，目的就是诱惑东北走这条路。
第四，归顺南京。
能进入决策层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每种主张的主张者连自己都觉得理由不够充分，缺乏足够的自信。历史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拍板人，而拍板人也不是神，张学良也是权衡再三，相当于小马拉着一辆大破车坞在了十字路口长达半年。
完全独立，像张宗昌主张的那样，办不到，用张学良的话说，你要独立，不是被苏联拿去，就是被日本拿去，你立不住。
半独立，重演1922年东北自治，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有一点，难。张学良反驳说，我不是我爸爸，我没他那个能耐，我爸爸软的硬的他都来。我应付不了日本。
倒向日本，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日本政要林权助等人把行动路线图都为张学良画好了。但张学良告诉他们，别忘了，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就要以中国为本位，以中国为本位，就不能使国家继续分裂下去，就不能让人民继续生灵涂炭；“东北不是一人之东北，也不是东北人之东北，是全体中国人之东北。”
选择走向南京，身边的日本人愤怒，亲日的将领反对；选择倒向日本，自己良心这道关又跨不过去；选择东北自治，南京政府反对，又难以摆脱日本的纠缠；选择在“南京和东京两边耍”，于良心过不去，于理过不去，于情过不去，张学良自知，自己的能力也不行。
何去何从？
小马拉大车的张学良处于“四难之间”，坞在了十字路口。
当上“东北王”，也就成了“孤独狂”
他在“四难之间”，最终选择了服从中国人的“良心”，毅然归顺南京。却招来一片斥责，甚至自己的部属和同老帅征战的部将开始私结武装，购枪谋变。
我父亲突然一走，所有的担子都压在我的肩上了，而且这担子比我父亲那时重得多呀！我父亲有权又有威，人如果有威，别人轻易不敢乱动，如果没有威，就像庙里的偶像，人家不信你，你就是一堆泥巴。我那时充其量算是有权，但无威呀，别人不怕你，这小鬼都出来了。这个时候的人，就想杀人。
说实在的，战场上杀人很容易，甚至会杀红眼的。平时杀一个人就不同了，特别是杀一个和你共事的人，真下不了决心啊！
我想不干了，我想辞职。当时精神都快崩溃了，好多事情都让你拿主意，让你拿主意的没什么好事儿，好事儿、容易的事儿下边也不找你。
我压力太大了，实在受不了啦！我实在受不了啦！
人的地位越高越孤独，就像爬山一样，越往高处走，越缺氧，路越窄，到了最高处，都站不下几个人了，仅有的几个人也互相提防，因为一旦谁把谁挤下山去，和在山下跌跤不一样。
山尖上的人朋友少。
张学良当时遇到难事连商量的人都难找，只有一位比他父亲张作霖年龄还大的王树瀚（注：王树翰（1874—1955），字维宙，辽宁沈阳人。清末举人。曾任奉天财政厅厅长、吉林省省长。东北易帜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还能说说话。“他说‘汉卿，我跟你讲，你今天干的这个角色，是东三省父老开会把你举出来的，你对东三省父老有什么好处？他们不就是看你能够解决问题，能够维持东北这个大局才举你吗？你想不干，可以，你是不是得想想，目前还有没有人能代替你？有比你强的人吗？你想想，有没有？东三省举你，你得对得起父老乡亲啊！今天遇到这个局面，你扔下就不管了，这算怎么回事儿？’”“他劝我，要忍，要打掉门牙带血吞！能吞下去的这才是大丈夫。我说：不但门牙，大牙我都打掉了，我吞不下去了。‘我可要放炮啦！’他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马上说：你可千万不要那样，还是要忍！忍！忍！”“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还不算太孤独，至少还有一个人劝我忍。”
“放炮”也不是件容易事，杀了老帅的首辅重臣，人们会说他心太狠，不杀又有人说他心太软，他只好通过“丢铜钱”的方式求助于神明。
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听邪，不信神的人，被逼到了乞求神灵的地步。
“九一八”是他永远的痛，痛得他改了公元纪年
人的一生，恐怕都有一些打不开、忘不掉的心结。常常这个心结既是人生苦海的底点，也是走向孤独的起点。对张学良而言，这个心结就是“九一八”。
幸福总和快乐手牵手，痛苦总是孤独的并蒂莲。“九一八”，是他人生中永远也洗刷不去的污点，也是他永远也无法治愈的痛点。从1939年开始，他把公元纪年的新年在日记中改成了“九一八”，以“九一八”为他新的一年日记的第一天。
他为什么改“九一八”为新年日记之始呢？
因为这天日本野心军阀之一弹，震荡了全世界，扯破了国际条约，暴露了国联无能，接连着德意法西斯的疯狂，灭亡了几个国家，残杀了多少人民。
我国丧失土地、生命、财产，其惨其苦，彼之心为之痛！
说到我自己呢，在责任上，国家民族负重大之罪恶，在个人名誉上，声望上，经济上，一切之一切，受无限的损失。
闻九一八之歌声，心中为之酸痛。（注：张学良1939年9月18日日记。）
九一八，啊呀！真快，又到了九一八了，中国人一到了今天，必然有些感触，我哪，比别人更要特别些。（注：张学良1941年9月18日日记。）
“九一八”使张学良无法忘记日本杀父之恨，占东北之仇，毁家之痛，还有那顶永远也摘不掉的帽子——“不抵抗将军”。
因为痛，因为污，因为“比别人更要特别些”，所以改纪年，这在小说里恐怕也难寻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