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时国人骂，抵抗了，“国王”却收回了他的兵权
“九一八”之后，他在举国痛骂声中，终于在长城脚下幡然醒悟，亲自下令向日本打响了东北军主力迟来的第一枪，用东北军将士的血在国人面前争得一点面子。紧接着，在热河抗战中，由于他父亲的拜把兄弟、承德守军汤玉麟不听指挥，导致承德失守，热河抗战虎头蛇尾。
实际上，在日本扬言要进攻热河时，蒋介石早就看清了热河抗战必败的结局，也看清了热河战败之后一定会激起全国要求抗战的怒潮，更看清了南京政府此时像一叶大海狂涛之中的扁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热河抗战之前，蒋介石已经决定推张学良下船，蒋介石身边的人早都心知肚明，只有张学良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承德刚刚失守，蒋介石觉得下手的机会到了，便从南昌“剿共”前线来到华北保定。途经郑州时，对记者发表谈话：“承德失守，”我作为总司令，“自当独负其责，引咎自劾，以谢国人，惟国家失土，一日不能收复，则抗日之任，决不敢一日放弃。”就是说，他应该引咎辞职，但不能辞职，那由谁来承担责任呢？不言自明。
被蒙在鼓里的张学良猜测，蒋此次来华北一定是商讨反攻热河和向日本宣战的。他对部下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就没办法了。”（注：王卓然：《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72页。几分天真夹杂少许清醒。）
张学良到了保定，见宋子文一人前来，意识到“这里大有文章”。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让他交出兵权。宋子文转达蒋的意见：热河失守，张、蒋如同两人同乘一只小船，目前风浪太大，需要一人先下船，以免同遭沉没，要张学良将兵权交给何应钦。张很镇静，坦然接受，让宋急告蒋不必烦心。（注：王卓然：《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73页。）
清醒被塞进了糊涂庙
孤独者多为清醒而孤独，多为这份清醒被装在了糊涂的密封室里而痛苦。
从保定回北平的车上，张学良仰天狂笑，对顾问端纳、秘书王卓然说：“我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注：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33年5月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对日签订《塘沽协定》。）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外交涉。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请饶他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说好好好。等土匪兴尽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糟蹋、侮辱，你不仅不拼命救我，还在旁边叩头？’财主说：‘你哪知道啊，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怒斥：‘老婆被贼强奸了，你还有什么便宜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贼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许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
张学良讲完这段寓意深刻的政治笑话，对呆立一旁的王卓然说，“老王，你好好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说这位财主最好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
车到北平站，张学良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大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给我。”王查出原文是这样三句话：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背负责任越重的灵魂越难承其轻
不是所有人都配“孤独”这一词汇的，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没有崇高追求和责任意识的人，一个热心于玩弄权术的人，内心里没有值得别人崇敬和理解的灵魂，他的心里没有悔罪的十字架，这种人也有“得不到的”痛苦，也会遇上被人骂的窘境，但他有的只是寂寞和空虚，永远不会感受到真正孤独的滋味。
下野游欧，张学良徜徉在异国的风景之间。可风景越好，看到异国越发达，他越痛苦，越孤独。因为他身在异乡，心还在祖国。他放不下对国难的愁，对东北军的牵挂，对家乡父老的惦念。“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注：张学良：《致王树翰函》1933年5月12日，意大利。）
越是情感丰满的灵魂，往往越对残缺敏感，背负责任越重的灵魂，往往越难承其轻。
想打日本，偏要让他打红军
从欧洲归来，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人，被安排在离老家更远的地方；一心想雪耻复仇的人，被安排去打与他不相干的红军。从湖北打到陕北，越打离老家越远，越打自己准备打日本的本钱越少。
日本人对我张学良有夺土之仇，杀父之恨。（注：张学良与张治中谈话。）
要讲抗日，没有谁比我的愿望更迫切，也没有谁的决心比我狠。（注：张学良与警卫人员谈话。）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抗日。
红军是没有家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家的人，没家人不能打没家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停止一切内战！谁要打内战，谁就是我张学良的敌人！（注：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2月。）
在数路“诸侯”和全国抗日的声浪中，他秘密地向抗日口号喊得最响的共产党靠近，经过几番会谈，他只身向“国王”哭谏，要求枪口一致对外，联共抗日，在数谏无效的情况下，和杨虎城在西安导演了一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伟剧。
我不反蒋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
捉住蒋介石，八项主张一发表，他以为会得到各方的赞同，最起码一直嚷嚷反蒋抗日的人会表现出欢欣鼓舞。令他震惊的是：“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叫我的倒好。”
令张学良大惑不解的是，他把蒋介石都抓起来了，四处通报求援、揭竿响应的不是反蒋，而是拥蒋；雪片似飞来的电报不是对他的支持，而是对他的谴责！尤其是北方各将领，转弯90度，两面讨好。
冯玉祥刚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还夸赞张学良：“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但他却公开谴责张学良“违法犯纪”、“少不更事”、“动摇国本”。
事变第二天，张派代表乘坐蒋介石座机飞往太原，阎锡山表态：“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张的代表还没离开太原，阎发表一个气得张学良七窍生烟的电报：“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证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莫斯科的态度在所有人意料之外，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起义”是“中国亲日派的阴谋”，目的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
张学良伤心、气恼、不解，他问中共代表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一次，张学良手里拿着苏联评论的新闻记录下楼，自言自语地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注：宋黎在《西安事变史》编纂会议上的发言。）
为了朋友负荆请罪，反被朋友指斥愚昧
伟剧落幕时，他在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的情况下，亲自送蒋回宁，人们对此更不理解。包括杨虎城，说他是感情用事，江湖义气，共产党人博古说他是堂·吉诃德式的心理变态，周恩来说他是看旧戏中毒太深。
如果从感情出发，从爱护张学良的角度，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当时说得都有道理，他们看透了蒋介石，而张学良是愚蠢的，是失败的。如果把这段历史放得长一些，并从人格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更愿意这样去想，张学良的失败无法遮掩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他的境界高出了同时代的人，他的眼光是理性的，人格是高尚的，但只因蒋介石不具备这些，或者说他不想具备，才导致了张学良个人的失败。
这使人们联想起历史上的项羽和刘邦，项羽的失败，主要失败在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鸿门宴上，他不该不听范增的劝阻，放跑了刘邦；第二个错误更致命，他和刘邦签订了鸿沟和议，他言而有信，率军撤兵，可刘邦却撕毁了协议。这样，项羽变成了失败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至今，他仍然是个大英雄；刘邦得到了天下，坐了皇帝，是个成功者，但人们一提起刘邦，恐怕都会想起四个字：政治流氓。
因此，成败不足论英雄。思想境界高出同时代的人，怎么能得到同时代的人理解呢？守信的人和言而无信的人打交道，岂有不败之理？不过，历史是公平的，项羽被刘邦算计了，后人仍称他为英雄；刘邦胜利了，人们斥他是流氓。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羽没有失败，张学良也没有失败。
